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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是法家思想使“秦國”變成了“秦朝”，但是，這也造成了秦統一以后迷信法家學說的潛在危機。賈誼在《過秦論》（中篇）中寫道：“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奪天下和保天下不能用同樣的方法，秦從戰國到統一天下，它的路線沒有改，他的政令沒有變，所以秦的滅亡很快就來到了。法家認為，“民之內事，莫苦于民，民之外事，莫難于戰1”。為了讓人民努力耕耘、作戰，必須讓人民處于貧窮困弱之中，然后利用賞罰的手段，才能讓他們聽話。也就是說，在法家看來，富國與富民，強國與強民是對立的，二者不可兼得——“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2”但是——但是法家沒有意識到，當人民被剝削、貧弱到不能生存的時候，他們就不會再仰仗統治者恩賜下的那一點點食祿，而要自己去奪食！屆時，任何賞罰都將失去作用，國家將不復存在。在“秦國”時期，外部矛盾遠遠大于內部矛盾，法家思想的弊病尚未顯現。但是在“秦朝”時期，因為之外部約束力量喪失，君主的私欲極端膨脹，弱民理論被推向極致。極端化的理論指導了極端化的政治實踐。北伐匈奴、南戍五嶺、修阿房宮、造酈山陵……以至于“田租、田賦二十倍于古”。同時，法家集大成者韓非曾說過這樣的話：“重一奸之罪而正境內之邪……重罰者盜賊也，而悼懼者良民也”，“是以上設重刑者而奸盡止。3”也就是“殺雞儆猴”。那只雞要重重的殺，猴子才能安安分分的。當秦朝勞役進一步加重，為了鎮壓百姓的怨聲載道，自然要更重的嚴刑峻法。這是一個惡性循環。所以，與其說導致人民暴亂的是“秦法”，倒不如說是過度的“勞民”。但是統治者們沒有料到的是——過于嚴酷的勞役下，那些貴族們從沒有放在眼里的升斗小民活不下去了，他們眼里淬著憤怒的火焰，從田間地頭、從勞役之地、從長城腳下抬起了總是低著的頭，握緊了手上的工具。極度的剝削造就極度的反抗。于是，秦末陳涉吳廣于大澤鄉站起身子，振臂一呼——“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李斯出神地看著天幕對于法家和秦朝內政的剖析。他少年時“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后來修習法家的“術”、“勢”。

后世人常常笑談，荀子的門人總是“欺師滅祖”。李斯、韓非去搞法家了，張蒼成了歷算學家，陸賈“行仁義、法先圣，禮法結合、無為而治”，融匯儒家、道家及法家思想，倒像是一個雜家。儒家的本質倡議是從“性本善”論上升到的“仁政”，是血緣倫理、道德、政治合一的為政理念。但是荀子最廣為人知的理念是什么？是“人之初，性本惡”。如果人性本善，那么人與人之間會很容易理解和寬容。道德自覺下，用仁、義、禮、智、信就能規范人們的生活。但是如果人性本惡，那么對不起，為了形成一個有秩序的社會，只有在道德自覺之外建立一套強制機制，來制約人的欲望和行為。法制應運而生。所以李斯的整個思想是建立在“性本惡”論基礎之上的，是“好利惡害”的。李斯的思想理論如此，他的為人也如此。在秦始皇發怒，要驅逐所有六國之人時，李斯一篇《諫逐客書》以情文并茂的文筆打動了嬴政，使得其承認六國之人對秦國做出的貢獻。——是李斯真的徹徹底底為秦國著想嗎？不是，是因為李斯也不是秦國人。在韓非入秦時，李斯聯合姚賈陷害韓非，用當年嬴政在“逐客令”中驅逐六國之人相同的借口排擠韓非，最終鴆殺韓非。——是李斯害怕韓非在秦國朝堂上為韓國求情嗎？不是，是因為李斯害怕韓非取代自己在秦國朝堂上的位置，使自己來之不易的大權旁落。而當嬴政宮車晏駕，此時“諸男皆尚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的李斯當然也不能忍受公子扶蘇上位后大權旁落，于是鋌而走險，矯詔擁立胡亥。對于李斯而言，“詬莫大于卑賤,而悲莫甚于貧困4”。權力是他致死緊握的手中刀。——當然，這是原本的他。現在的李斯生命只剩余了固定的時限，天幕也告訴他他的輝煌基業被自己的一個過錯覆滅，他反而看開了。天幕的思想，他也曾朦朦朧朧地思考過，但是囿于時代和身份，他始終不能明晰。但是天幕的理論像是撥云見日，打開了他長久以來不能轉闔的關隘。“‘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師弟，我竟忘了你曾說過的話。”李斯閉上眼，眉頭舒展，臉上卻悄悄爬上一抹怔忪。【這樣看來，法家就是秦朝滅亡的原因嘍？并不是，要知道，法家思想也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變化的。在秦二世時期，法家李斯對二世這樣諫言：“關東群盜并起，秦發兵誅擊，所殺亡甚眾，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戍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