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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五十萬大洋，一名內閣總理，富貴都系在國會議員身上，眼看此輩紛紛南下，心里如何不急？除了向“袁家花園”——賄選機關領了一大筆旅費，派人分頭向南下議員游說敦勸回京以外，還想出來極妙的一著。

“打開天窗說亮話，選舉有好處，誰不想來？不過當時沖動，拂袖而去，如今重新回京，面子上磨不開，所以得給他們找個借口，開條路子。”吳景濂得意地說，“這條路子，我找到了。”

原來國會議員的任期即將屆滿，對于這個切身問題，不管是留京還是南下的議員們，無不關心。吳景濂即是針對這一點，想出了一個解決辦法，準備策動議員提出國會組織法的修正案，在第七條“眾議員任期三年”下，增加一項但書規定：“議員職務應俟下次選舉完成，依法開會之前一日解除之。”這就是說，下屆議員未曾選出，并依法集會以前，本屆議員的任期，無限期延長。為了不使法統中斷，事實上亦非如此不可。

但國會組織的修正案，需要開會才能通過。這就是一個借口，一條路子。讓南下的議員可以振振有詞地說：“我回北京開會，不是去選總統，是為我們自己爭取合法的地位。”

黎元洪在天津待不下去了。最初，除了外交團以外，沒有人當他是現任的大總統。以后外交團也厭煩了，因為他給外交團領袖葡萄牙公使符德禮的公文太多了，內容則與外交團毫不相干，照譯照轉，不勝其煩，而且出于饒漢祥的手筆，在外交團的中文秘書看來，有不知所云之感。為此，符德禮在一次餐會上向各國公使、領事宣布：黎元洪的文件，以后不再轉發，因為無此必要。

于是黎元洪的智囊，加上新由段系中轉過來的“盟友”李思浩、姚震，還有黎元洪的同鄉、氣死“袁皇帝”的陳二庵，都贊成他去上海。“息影”天津的段祺瑞，亦認為黎元洪在天津難有作為。既然眾議僉同，即令浙江軍務督辦及淞滬護軍使何豐林尚無表示，也顧不得了。

但走要走得秘密。因為第一，事先一宣揚，而火車站冷冷清清，無人送行，未免難堪；其次，秘密成行，大有遭受直系迫害，不能不出亡的意味，亦足以增長聲價。

于是隨從先行，黎元洪第二批走，一行六人，都是比較陌生的面孔，李根源、陳二庵、曾任駐日代辦的福建人莊景珂及兩名日本醫生，搭的是日本郵輪，在九月十一那天，悄悄到達上海。

一到便有通電，是先到上海的饒漢祥早就擬好了的：

“元洪忝受國民付托，待罪公仆，德薄能鮮，致有六月十三日之禍。惟念紀綱不可不立，責任不可不盡，業于九月十一日到滬，勉從國人之后，力圖請獻，謹此奉聞。”

接著又招待記者，少不得仍是一派冠冕堂皇的官樣文章，直到邀請各省代表開會，才透露了真意。

黎元洪的真意是想組織政府，改派唐紹儀為內閣總理。他的說法是，要阻止曹錕上臺，就須拆他的臺，而要拆人家的臺，先須自己搭臺，要求各省贊成他的辦法。

各省代表愿意跟黎元洪會議，是希望組織一個合法合理的全國性政府，并沒有打算支持始終“妾身不分明”的黎大總統，因此推由一向善于辭令的廣東代表汪精衛發言答復：

“各省對黎公個人都極欽佩，去年直系擁黎公上臺，各省所以不一致贊成者，是由于法律上的見解不同，而且也深知直系并無誠意。因此，今年六月十三日之事，早在意料之中。現在黎公跋涉南來，為國宣勞，不勝感動。至于組織政府，茲事體大，各代表事先毫不知情，倉猝之間，亦無從表達意見。不過各代表一定會慎重考慮，報告本省，請示可否。等有了復電，再來奉復。”

這一套“太極拳”，將一大難題，輕易地推開了，以后當然不會再有答復。但黎元洪的真意既露，卻引起了意外的不良反應。

原來這時江浙當道交惡，頗有兵戎相見之勢。浙江督軍盧永祥是皖系僅存的實力派，他在未到浙江以前，本是第十師師長兼淞滬護軍使，升任浙督以后，便保薦他的學生何豐林接充遺職。淞滬護軍使由上海、松江兩鎮守使合并而成，直隸中央。但畢竟是在江蘇地方，因此當李純由江西調江蘇時，便打算更動何豐林，改派私人接替，后來由于李純“自殺”，此事擱了下來。

及至齊燮元接任蘇督，他是不折不扣的直系，而皖系一向與直系為敵，因此，齊燮元與盧永祥明爭暗斗，已非一日。

而爭斗的焦點，便在上海這個地盤。

江浙兩省百姓，自然怕打仗，便由八國聯軍之役中，發起“東南自保”的南通狀元張謇，聯絡兩省有力士紳，發起《江浙和平公約》，請齊燮元、盧永祥及何豐林分別簽字信守。《和約》有一條：“對于兩省境內保持和平，凡足以引起軍事行動之政治運動，雙方須避免之。”恰好黎元洪在這時候到了上海，發起組織政府，要拆曹錕的臺，而又有皖系的李思浩、姚震贊助，就極可能引起“軍事行動”。

因此，盡管文名滿天下的章太炎是最欣賞、也最傾服黎元洪的，但也看出他此舉會使浙江百姓遭池魚之殃，所以無法表示支持。而張謇則更直截了當地由南通專程到上海，登門拜訪黎元洪，力言江浙和平，關系重大，民命如絲，東南若有戰火，必將斬傷國脈。請他千萬不要輕舉妄動。

這種勸告不過使黎元洪掃興而已。論到政治，當仁不讓，上海既有個“制憲國會”在，不妨利用。因此，他決定提出兩道咨文，一道是準李根源辭職，一道是派唐紹儀組閣。

所謂“制憲國會”，設在上海縣西城的湖北會館，黎元洪趁這天南下議員開談話會的機會，派人通知，他要出席報告。照他的想法，民主政治有國會不能沒有總統，也不能沒有內閣總理，所以他的出席和提出咨文，必受歡迎。誰知適得其反。

發難的是國民黨中有名的“霹靂火”張繼，他是河北滄州人，生得人高馬大，故而實大聲宏，在黎元洪未到之前，聲色俱厲地指責黎元洪依附軍閥，專圖私利。鄭重宣布，中華民國已經沒有大總統了，他不能承認黎元洪在國會中的身份。

這一來有跟黎元洪相熟的議員，趕緊打電話擋駕。哪知沒興一齊來，淞滬護軍使出了一張布告，明眼人一望而知是針對黎元洪而發。

布告照例用“照得”開頭。第一段說：“照得近來時局不靖，謠諑繁興，滬上為華洋薈萃之區，中外觀瞻所系，本使負有地方責任，早經迭次宣言，抱定保境安民宗旨，始終不渝。”

下面是說“流言傳播，搖惑人心，市虎杯弓，為患滋大”，因而提出警告：“倘有破壞秩序，擾亂治安之行為，無論何人，概予拿辦。”這“無論何人”四字，自然意有所指。“概予拿辦”則完全是不承認黎元洪為大總統，所以與平民同例。

當然，他左右的人，不會將這件事去告訴他，但僅就“制憲國會”不歡迎他去報告這一點，就足以使得他抑郁不歡了。

幸好，還有個雪中送炭的人，就是正崛起申江的杜月笙。聽說堂堂大總統窮途末路，以致何豐林竟準備著要“拿辦”他，不免動了俠義心腸，特地聯絡黃金榮、張嘯林，恭具全帖，在八仙橋寓所邀宴。屆時衣冠恭迎，照古禮安席，口口聲聲大總統。宴后又有進獻，隨行人員亦無不有豐厚的饋贈，特別是對饒漢祥，特道敬仰之意，知道饒漢祥有鴉片大癮，送了四個“大土”。饒漢祥感于義氣，吞云吐霧之際，靈思大來，作了一副楹聯，上聯是“春申門下三千客”，將杜月笙比作春申君黃歇；下聯用唐朝長安韋、杜兩家的典故：“小杜城南尺五天”。切地、切姓、切人、切事，倒是難得的佳構，加以用黎元洪的名義書贈，真是上海打話“捧足輸贏”。好排場的杜月笙自然喜不勝言，送了極厚的一封潤筆，饒漢祥確是不虛此行。

再有一件使黎元洪不無快意之感的是，北京的“選舉總統預備會”出了大新聞，有個眾議院的秘書，派在議事科服務的孫曜，居然也發了通電。開頭的幾句話是：“九月十日，曜呈眾院議長文一件，其文曰”，下面就是他給吳景濂的呈文。這是很流行的一種通電格式，等于公開質問。

他說：“曜前蒙委為本院秘書，任事以來，夙夜警惕，惟恐奉職不力，上累知遇。對于議事法科定職守范圍以內，從不敢有所荒忽，當蒙鑒察。”

這一段帽子是個“金鐘罩”，是跟吳景濂搗亂，而先堵住吳景濂的嘴。以下敘入本題：“本日大選預備會，曜出席議場，稽核議員人數。查是日在場人數，據分路查點人報告，總數實為四百三十一，當時三次檢查之所得，不可謂不精確。惟秘書長訓令再三，使書四百三十六人。曜以此事關系過大，未敢從命，秘書長乃轉令其他秘書，遂以湊成是日之會。此當日實在情形，本科科長，實所目睹。”本科科長是指議事科科長，拉出證人，更見得捏報人數，確鑿無疑。

下面是抒述見解：“伏思國會為立法機關，職員系法定職守，在議場莊嚴之地，而行此詭道，預備會如此，正式選舉可知。瞻念前途，不寒而栗。”

再下來是表明立場：“曜一介書生，只知守法，供職議會十余年，從未見此千古創聞之惡例。倘常此茍同，上有負議長知人之明，下亦貶損一己之人格，謹將當日實在情形，繕呈鈞鑒。”

最后卻還有幾句皮里陽秋、綿里藏針的話：“倘不蒙察諒下情，以為愚戇不堪任使，則竊知罪矣。言盡于此，惟退唯命。”

通電是發了，報紙的冷嘲熱諷也接二連三地出現了，但吳景濂毫不在乎。甚至對于議員的書面質問亦置之不理，照常發出通知，定在九月十二日召開第一次選舉會。

這次會議由于人數不足而流產了。這一下津保派才起恐慌，深夜召開緊急會議，議定了六項辦法，其中最主要的一項是：“分派代表秘密南下，運動反直派中堅人物，予以特別待遇之條件，除金錢承諾外，并許以政治上的優缺。”最后一項是：“如果前述五點均無效果，則出以最后一途修改大總統選舉法。”反正唯一的原則，是將曹錕捧上臺為止。

事實上人數是可以湊得起來的，只是條件問題；條件亦好說，彼此所不放心的是，如何能夠保證對方確實履行條件。

說得明白些，一方面是怕拿了錢不投票，所以最好是投過票再付錢；一方面怕投票以后，來個不認賬，所以堅持先拿錢再投票。就為了這個各顧自己的立場，形成僵持不下的局面。

其時議會中出現了各式各樣的小組織，三五成群，推一個為頭的人。小組織既無宗旨，更無章程，甚至名稱亦只用地名代表，譬如“三龍坑一號”之類。這種雨后春筍般的小組織，實際上就是賄選的交易團體，為頭的便等于是經紀人，此輩每天跟津保派的核心分子都有接觸，談行情，講交易。就這樣逐步解決，慢慢有了具體的結果。

首先是“票價”，每票最少五千元，但經紀人的那一票，則視其所能掌握的票數而定，至少八千，高則兩萬。其中有特殊關系，或者特別出力的，甚至金錢以外，另有各種的酬庸。

至于付款的方式，亦已達成協議。原來津保派提出的辦法是，每人發給一個存折，但須將印鑒送交甘石橋“俱樂部”保管，等大選過后，由“俱樂部”將印鑒式樣送交銀行，那時存折方能生效。許多議員覺得這個辦法缺乏保障，紛紛表示不感興趣。

以后改正的辦法是，每人發給支票一紙，但日期不填，要到大選之后，填上日期并加蓋出票人印鑒，方能兌現。換句話說，大總統如果沒有選出，這張支票就跟廢紙一樣。

設身處地想一想，亦只能爭到這樣一個條件，因此好些議員，以個人或者集體去領支票。打磨廠大有銀的支票最多，出票人“潔記”，知道是直隸省議員邊守靖的戶頭，因為他別號“潔卿”；此外還有鹽業銀行、墾業銀行的支票，出票人有“秋記”，是吳毓麟，有“效記”，是王承斌。拿了支票去照票的也有，當然答復是肯定的。“沒有問題。只要選出大總統，支票一定兌現。我們銀行的信譽也是要緊的。”最后這句話尤見效力，照票的人，都如吃了一顆定心丸。

就在九月下旬那幾天，甘石橋“俱樂部”熱鬧非凡，南下的議員，見獵心喜，被說動了回京的亦復不少。有個議員反直出名，居然亦坐火車到了北京。記者在車站截住，做了訪問，問得相當率直：“議員先生，你回京是否為了貪圖票價，來做豬仔議員？”

美國修橫貫大陸的鐵路時，利用少數不肖華僑到廣東臺山一帶招募華工，事實上是販賣人頭，當時稱被販賣的華工為“豬仔”，以此名詞移用于議員是極大的侮辱，但居然有人坦承不以為忤。

這個議員姓陳，未當選議員以前是律師，辯才無礙。他答復記者說：“我此來確是為了五千元的票價，這件事亦不必忌諱。那班人歷年貪污，宦囊甚豐，這樣的倘來之物，如果不是有此絕無僅有的機會，哪里能拔他一毛？”

“這樣說，你是甘心做豬仔？”

“不然。”陳議員雖不以記者的話太質直而不悅，卻否認愿做豬仔，“金錢可以要，豬仔不可做。這是我要特別聲明的。”

“拿了錢就是賣身，賣身就是豬仔。”記者咄咄逼人地問，“既然要錢，何能不做豬仔？”

“老弟，”陳議員拍拍記者的肩說，“戲法人人會變，巧妙各有不同。你已經知道，所謂豬仔因為甘于賣身而得名。如果得了錢而不賣身，自然就不是豬仔。這是‘理論學’上的最簡單的法則，你當然了解。”

“是的。不過我不了解，如何得了錢而可以不賣身？”

“錢不能不要，出席投票則萬萬不可能。這就是不賣身，也就是不做豬仔。”陳議員又說，“照這個樣子，似乎有過河拆橋之嫌，不過取之于盜，不為傷廉。”

這名記者大為詫異。“議員先生，你不是過河拆橋，是在打如意算盤。”他問，“這是一筆交易，你講明了不交貨，人家肯給你錢嗎？”

陳議員笑了，“我又要叫你老弟了。”他說，“如談交易，你知有個千金市骨的典故嗎？”

這是很熟的典故，有人愿出重金想買駿馬，久無反應，后來此人聽說某處有一匹千里馬，可惜老病而斃，他立趕了去，以千金買此馬的骸骨。這個故事一傳，代州、西域的馬販子聞風而集，終于讓他買到了最好的馬。

“議員先生，你的意思是津保派為了招攬起見，明知你不會投票，也愿意付錢給你？”

“可以這么說。”陳議員點點頭。

“事實上恐怕不這么容易。”那記者好心提出警告，“你剛剛到京，恐怕對津保派部署賄選的情形不太清楚。他們的辦法是責成各小組的負責人，到那天召集屬下議員，一起行動，吃飯拉屎都在一起，直到同車進議院為止。到時候你恐怕逃不了。”

“我不到時候就要走了，錢一到手，立刻遷眷南下，即或暫時不能脫身，六國飯店、法國醫院都可以住。將來仍舊要南下，貫徹先修憲、后選舉的政治主張。老弟，我索性跟你說個明白，我的辦法，反直派是完全諒解的，此即所謂‘資糧于敵’。經過天津時，我曾跟反直派的中堅分子談過，他亦很贊成。”

那記者認為這是奇聞，亦不免將信將疑，但還是據實報道了。到得第二天消息一見報，津保派大為緊張，因為這個陳議員創造一套拿錢不投票的理論，倘或人人學他的樣，豈非“賠了夫人又折兵”。

但要澄清只拿錢、不投票是辦不到之事這一點，光靠口頭上說，不會有多大效果，必須有行動上的表現，才夠力量。

然而采取什么行動呢？解鈴還須系鈴人，最好由陳議員自己來說明，他的想法是如意盤算，他的做法是失敗了。

陳議員是山東人，因而由山東省省長熊炳琦找得他的一個好朋友——財政部的王科長，專誠到六國飯店跟他展開談判。

“老兄，”王科長說，“你這個玩笑開大了，簡直是放野火嘛！熊省長特為托我來問問你，到底作何打算？”

“我說得很清楚了，直系那班軍頭，荷包太肥了，肥到想買個大總統來玩玩。既然如此，我亦不妨開開玩笑。”

“你是真的開玩笑，還是假的開玩笑？”

陳議員深深點頭，“你這真假二字問得好，”他說，“我倒要請教，真又如何？假又如何？”

“你是真的開玩笑，預備來拆臺的，那就無話可說。如果是假的開玩笑，那么真意又是如何？彼此多年至好，盡管直說。熊省長為人厚道，你是知道的，一定有以報命。”

聽他說得很懇切，陳議員便老實答說：“《官場現形記》上常用一句話，‘千里為官只為財’，如今要改作‘千里開會只為財’。聽說這一次的‘票價’高下懸殊，有這話沒有？”

聽他這一問，王科長肚子里雪亮，“你的話對了一半。”他說，“高下是有的，卻不甚懸殊，大致在五千到八千之間，至多一萬。至于老兄的事，例外之例外。我跟熊省長去說，送你‘兩草’，夠意思了吧？”

陳議員沉吟了一會兒說：“這樣吧，你叫他再加‘半草’。難得承你來看我，這‘半草’我承認而不收，是你的好處。”

“承情之至。”王科長說，“不過，打開天窗說亮話，人家肯這樣遷就你，自然是有所圖的。”

“我知道。你說，是何條件？只要辦得到，我說一是一，說二是二。”

于是王科長提出兩個條件：一是招待記者，或者發布書面聲明，說他的想法錯了；二是參加投票，并遷出六國飯店，住到指定的旅館。

“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可不行！”陳議員問，“住到指定的旅館，是不是你們招待？”

“那是小事。”

“好吧！我住到你們指定的旅館。”

“投票呢？”王科長緊盯著問，“怎么樣？”

“既然住你們的地方，行動受你們控制，那也就不必去說它了。”

王科長亦是玲瓏剔透的人，心知他不愿投票，但選舉那天一定會出席。反正只要湊足法定人數，他投不投票，問題不大。不過有句話，一定要問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