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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同、光以來，詩壇是江西跟福建人的天下，詩壇的領袖在名義上是陳寶琛，而實際上能各張一軍、開宗立派的，江西是陳三立，福建是鄭孝胥。

陳三立與鄭孝胥同年不同榜，他們都是光緒八年的舉人。其時“清流”的勢力正盛，“翰林四諫”之二的陳寶琛與宗室寶廷，分別放了江西與福建的主考。陳寶琛在江西中了個得意門生，便是陳三立，他是江西義寧人。義寧在宋朝名為分寧，出了一個大詩人，便是“蘇門四學士”之一的黃庭堅，為江西詩派的開山之祖。八百年后又出了一個陳三立，直承山谷而為江西詩派的不祧之祖。巧的是，不但同出分寧，而且陳寶琛在清末的詩名，恰如北宋的蘇東坡。師弟擅詩，后先輝映，并足千古。

寶廷跟鄭孝胥的關系更不同了。鄭孝胥是這一年福建的解元，自然視寶廷為恩師。可惜其時清流盛極而衰，寶廷已看出慈禧太后及其他左右用事的人，“憎茲多口”，清流被禍不遠，因而見機勇退。但方當盛年，又是宗室，旗人沒有“告終養”那一套可以退隱林下的辦法，只好采了個自劾的下策，于是而有一重艷傳人口的風流公案。

原來其時由京師奉差福建，最舒服的是一條水路，由通州乘官船沿運河南下，到了杭州換船，循富春江入閩。這些船不知緣何叫作“江山船”，船戶一共九姓，據說是元末陳友諒部屬的后裔。明太祖得了天下，為報復陳友諒的對抗，限制這九姓不得陸居，世世以操船為業，五百年來一直是受歧視的“賤民”。

但在杭州一提起“江山船”，立刻就會浮起風光旖旎的感覺，因為船戶亦是男主外，女主內，艙中侍候客人，皆是船娘，名之為“桐嚴嫂”，桐是桐廬，嚴是嚴州，此富春江上的兩州縣，是江山船的大本營——數典忘祖，桐嚴諧音為同年，“桐嚴嫂”一變而為“同年嫂”了。

其中有個“同年嫂”，身材裊娜，皮膚極白，為這位滿洲大名士的寶竹坡——寶廷驚為天人。其實她是個白麻子，不過寶竹坡是深度近視眼，只見其白，不見其麻，但覺霧里看花，風情萬種，尤其是背著燈羅襦初解，真個是銷魂。無奈歡娛日短，到得水口鎮起旱時，不能攜入闈中，只得訂下后約，待試事已畢，仍是原船來接。到了杭州，索性換船不換人，納此同年嫂為妾，雙載北歸。這是官常所不許的事，便有人想借題發揮，作為攻清流的借口。寶竹坡見機，借個名目上奏，卻加了一個“自劾”的“附片”，說他有兄弟五人，唯他有兩子，不敷兄弟承嗣，所以途中買一妾，自請議處，結果革職。當時李慈銘作了一首律詩笑他，其中有一聯“宗室八旗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哄傳遐邇。

老師倒霉，弟子亦不得意，鄭孝胥四赴會試不第。他本是個功名之士，并不稀罕翰苑清班的虛名。其時終南的捷徑是走“洋務”這條路子。鄭孝胥在光緒十七年，奉派為駐日本公使館秘書，不久升為總領事，由東京、大阪而調至華僑最多的神戶，直到甲午戰起，方隨公使下旗歸國。

這時的鄭孝胥，已是三品道員的身份了，一任廣西龍州督辦，升為監司，陳藩開臬，眼看將要封疆了，不道武昌起義，清廷遜位。入民國后，鄭孝胥也在上海做遺老，雖是舉人出身，但鄉榜既早，又以詩名蓋世，所以雜在那班“中堂”“制軍”之中，毫不遜色。他又寫得一筆出入蘇黃的好字，每天半夜起身，在黑頭里一面磨墨，一面苦吟，得到天明，就那一池墨寫字，寫完為止。潤格不低，收入可觀，徜徉北里，征色選歌，日子過得很瀟灑，也很舒服。

不過他畢竟是策士型的人物，自覺有滿腹經綸，不甘寂寞，看軍閥越來越不成話，而溥儀已及成年，應該可有一番作為，因而北上投效。他做過外交官，在龍州督辦任內，對法國及安南的關系，亦頗了解，見識自遠比那班旗人及視洋人為“夷狄”的師傅們，來得容易受莊士敦欣賞，所以常在溥儀面前薦賢。

在大婚以后四個月，溥儀第一次召見鄭孝胥。他從盤古開天辟地一直談到未來的“大清中興”，慷慨激昂，甚至淚下，一片“忠愛”之氣，讓溥儀大為感動。他的那套主張策動列強“共管”，來共同保護“大清天下”的理論，更使得溥儀怦然心動。因此在這一番傾談之后，溥儀開了一個“祖宗”以來所未有的特例：特授鄭孝胥為“掌印鑰”的總管內務府大臣。

鄭孝胥這才識得“老鼠”“蝗蟲”的厲害，不敢再談什么“辟”與“驅”了。相反，還來了個“文明”招數，每個星期天，召集下級官員座談，虛懷若谷地愿納忠言。

于是有個司員想出來狠毒的一著，替鄭孝胥跟太監“拴對兒”。其時太監已遣散了一部分，但也還有一百多人，而且依舊對溥儀很有影響力。如果讓太監們痛恨鄭孝胥，早早晚晚說他的壞話，要不了多久，就能教他在“皇上”面前失寵。

“大人！”那司員站起身說道，“司官有個條陳，官里大小祭祀，一年到頭不斷，甚至一天兩三處，也是常事。譬如前朝哪位皇上的冥壽，也正好是哪位太后的忌辰，就得分開來上祭。每一回上祭都要用‘餑餑桌子’，還有水果。這筆花費很大。反正是個意思，不如用泥塑木雕代替，一樣也很莊重。”

鄭孝胥一聽，這個主意好極！不但可以節省大筆經費，而且也免得“三大殿”臭氣沖天——祭祀用的餑餑、“克食”，都是面粉做的，祭完歸太監所有，吃不了拿來制醬，醬缸擺在“三大殿”的丹墀之下，夏天曬得濁氣上沖霄漢，人人掩鼻而過。

“言之有理，言之有理！”鄭孝胥立即下令執行，而且還去嘉獎了那個司員。

這一來宮內的太監，無不將鄭孝胥恨之入骨。不久，他便收到了一封恐嚇信：斷人財路，當心腦袋。同時，被派去整頓頤和園的莊士敦，也接到了匿名警告信，說：“你如敢到頤和園上任，路上就有人等著宰你！”莊士敦知道是太監們玩的把戲，也知道那班生理殘缺的人的特性是“專門在暗地里使壞，絕不敢明目張膽有所動作”，所以還是坦然騎馬去上了任。當然，鄭孝胥亦不致為恐嚇信所遏阻。

于是，有個“高人”，想出來一記絕著，策動國會議員，醞釀提出議案，要廢止清室“優待條件”，由政府接收紫禁城。理由極多極充分，但最要緊的只有一條，說復辟禍首的張勛，原為國民公敵，去世以后，居然由溥儀賜“忠武”。更非法的是，派漢人鄭孝胥為總管內務府大臣，仍視漢人為“包衣”。

內務府由“上三旗包衣”組成，算是皇帝私人的奴才。盡管鄭孝胥對溥儀的自稱，是“臣”而非“奴才”，但破格以漢人管內務府，難逃蔑視漢族之嫌。這件事說起來確是很嚴重的。

報紙一登這個消息，引起了一連串揭發內務府黑幕的新聞，和攻擊清室的議論。

首先被攻擊的是溥儀的岳父榮源，被派為內務府大臣以后，由于他本應是“承恩公”的身份，所以擔當了一個好差使，經手辦理抵押貸款。

名為抵押貸款，但因只借不還，抵押品沒收，所以實際上等于買賣，這里面就有很多好處了。榮源經手的這筆貸款，對手是袁世凱的老表張鎮芳開的鹽業銀行。借款八十萬元，抵押品是尊封皇太后、冊封皇太后的十三份金寶、金冊，以及其他金器、寶石、珍珠，總值超過借款好幾倍。

第二個被攻擊的是奉派在“懋勤殿行走”的羅振玉。此人剽竊攘奪他的兒女親家王國維在學術上的成就，被稱為“甲骨文專家”，實為搞錢的專家，特長是將書香化為銅臭。當了“天子近臣”以后，除了經常上條陳，以及“打小報告”的“密奏”以外，自告奮勇，清點故宮書畫，逐件蓋上“宣統御覽之寶”。這一點攪得滿城風雨，但事無佐證，不知真假，最后終于露了馬腳，早成國寶的毛公鼎、散氏盤，只見著錄，到底是什么樣子，絕少人有此一見的眼福，但琉璃廠居然發現了這一鼎一盤的拓片。追究來源，便是羅振玉假公濟私。

第三個是佟濟煦，利用“內務府堂郎中”這個職位的方便，公然帶了技師進宮，將宮中的藏畫精品照相，用珂羅版印成畫集，跟毛公鼎、散氏盤的拓片一樣，賣得了極好的價錢。

第四個便是鄭孝胥。他是商務印書館的董事，居間促成了商務印書館影印四庫全書的計劃。這本來是一件好事，一方面嘉惠士林，一方面也替內務府籌得了一筆正當收入。但結果是文淵閣所藏的一部四庫全書在啟運到上海時，為步軍統領王懷慶根據內政部所頒布的《古籍、古物及古跡保存法草案》而扣留了。

于是，載灃第二天“上門”，結結巴巴地表示，鄭孝胥的辦法需要好好斟酌，如果連民國當局都不滿意，以后各事難辦，關系甚大。

這是暗示應該撤換鄭孝胥，而溥儀沒有聽懂。這一來，原來掌印鑰的“內務府大臣”紹英就只好“直奏”了。

“有件事奴才不敢壅于上聞。步軍統領王懷慶對鄭孝胥的做法很不滿意。他說，再讓鄭孝胥這樣胡鬧，民國如果有什么舉動，他就沒法子幫忙了。”

一聽這話，溥儀開始著急，“怎么辦呢？”他問。

“皇上圣明。”

這是宮中習用的一句話，意思是要請“皇上”做斷然處置，但卻不便出口，一則是表示生殺黜陟大權，操之于上，不敢擅請；再則是不愿明明白白地得罪人。

溥儀當然懂這句話，但當初賦予鄭孝胥改革內務府的全權，如今成效未見，卻又降“朱諭”拿他調差，出爾反爾，問心有愧，因而大感為難。

“你先下去，”溥儀只好先拖一拖，“等我想一想。”

幸而鄭孝胥聽得風聲，自己識趣，上了個“奏請開去差事”的折子，解決了溥儀的難題。他原來就在“懋勤殿行走”，此時仍回懋勤殿，與羅振玉同事。

這一來，“君臣”倒反而更接近了。鄭孝胥經常“進講”時事，溥儀此時覺得最有趣的話題是，曹錕的“逼宮”和賄選。

“逼官”的第一步是由津保派策動張紹曾內閣的總辭，他自道總辭的原因是“不堪二高之逼迫”。所謂“二高”中的一高是曾為張之洞所提拔的高凌霨，甘為曹錕所用的直系官吏中，數他的資望最高，自然而然成了另一高的“總參謀長”。

另一高不是一個人，是指一個問題，所謂“最高問題”，也就是下一任的大總統。高凌蔚的辦法很絕，當張紹曾謝絕黎元洪的挽留，“隱居”天津時，派他的姓張的秘書長回京辦理未了事件，同時關照辦好一道繼任人選的命令，只留姓名空著不填，等黎元洪決定提名何人組閣時，只要填上名字，便可發布。哪知高凌蔚叮囑張秘書長將空白命令扣了下來，不送公府。以致黎元洪無法直接以府令發布繼任人選，因為沒有原任國務總理張紹曾的副署，大總統的命令不生效力。

這一來就只好派高凌霨以內務總長攝行總理職務。緊接著便“導演”了一出“逼宮”的鬧劇，指使駐南苑的陸軍檢閱使馮玉祥，以及王懷慶，還有警察總監薛之珩等人，集合了各單位的官佐五百多人，到居仁堂求見大總統。

黎元洪得報大怒，厲聲問道：“你們來干什么？是不是來逼我退位？”

“不敢！”五百多官佐，齊聲同答。然后由一個上校階級的代表發言：“軍餉無著，內閣無人，轉眼端陽到了，欠餉何以過節？特為來求見大總統，請大總統做主。”

這個要求不算過分。黎元洪答應在端午前兩天籌發軍餉，一場風波暫告平息。到了第二天，津保派雇了一批流氓，自稱“公民團”，在天安門前搭起高臺，召開“國民大會”，主席是在天橋擺測字攤的葉鐵口。

吃這行飯的人，賣的就是一張嘴，長于口才，自不待言，但卻沒有“江湖訣”。他說：“這一次內閣總辭職，中央陷于無政府狀態，推源論始，黎大總統不能辭其咎。黎黃陂這一次復職，本來沒有法律上的根據，但戀棧不退，而且制造政潮，破壞法紀，引起政治上、社會上極大的不安。我們為了救國，不得不請黎元洪先生克日退位，以讓賢路。今天來參加的各位，都出于愛國保民之一念，請大家踴躍發言，同抒卓見，以救危亡。”

措辭雅馴，比國會議員的演講，毫不遜色。接著登臺的就遜色得多了，有的發牢騷，詞不達意；有的信口開河，不知所云。亂哄哄一陣過后，葉鐵口將印好的驅逐黎元洪的“公民團通電”宣讀了一遍，一哄而散。

這種鬧劇，袁世凱、段祺瑞都搞過，大家不過當作看熱鬧，沒有什么影響。但緊接著出現的一種情況，可就嚴重了！

這是在內閣總辭的第三天，北京城內城外，忽然看不到警察了，一問才知道是全體罷崗。警察不站崗，首先是交通發生問題，前門為各種車輛所阻塞，內外斷絕，怨聲載道。

這件事是由王懷慶在主持，一看引起民怨，喪失同情，趕緊想辦法補救，一方面派出便衣的警察及保安隊，維持秩序，一面請馮玉祥與他聯名致函國會及外交團，說一定尊重國會，保護外人，這兩件事由他們兩人負責。

晚報上登了這個消息，讀者大嘩。有個宦游北方的老者，火氣特別大，冒用達官的名義，找“王司令”講話。等接通了，他老氣橫秋地問：“你是王懷慶嗎？”

“是，是！你老是哪一位？”

問清楚了是王懷慶本人，此公便開罵了：“你姓王，簡直是王八蛋！外國人要保護，中國人就不該保護嗎？國會要尊重，百姓就不必尊重嗎？你跟馮玉祥這兩個混賬東西，簡直不是人養的！你不必問我是誰，反正見了面你得給我磕頭。閑話少說，限你一個鐘頭之內復崗，不然，看我不找上門來，拿拐棍打你這個狗頭。”罵完了，哈哈大笑，連聲又說：“痛快、痛快！”

王懷慶吃了這個悶虧，將臉都氣白了，打電話到“東局”問是哪里來的電話，卻又碰了個釘子，說“沒法兒查”。

這時候電話倒又響了，是馮玉祥的聲音，喊著他的別號說：“懋宣，復崗吧！再不復崗，還得挨罵。”又說：“老百姓罵得對，罵得好，我們不能凈保護洋人，趕快復崗，趕快復崗！”

接下來，外交部來了電話，說使館區的外交團及洋人，紛紛來電抗議，如果這種情形再堅持下去，將會造成國際上的笑話，丟臉的是全體中國人。

這幾句話，不足以威脅王懷慶，但下面還有一段就嚴重了。“有個外國人，是好事之徒。他說，誰不知道，中國的將軍，個個是大富翁？軍警因為欠餉罷崗，那是中國政府太窮，國際上原諒的。但中國的將軍窮奢極侈，讓他的部下挨餓，這件事太說不過去。他準備告訴外國通信社，發電報出去，公布中國的將軍的財產。”那人又說，“名單中的第一位是曹老帥，第二位是曹四爺。那一來——”

“老兄、老兄！”王懷慶急急打斷他的話，“請你不必再說下去了。這件事，實在情非得已，我們倒不是為了洋人抗議，自己的百姓要照顧到。準定晚上七點鐘復崗。”

這一場風波，本來可以鬧得很大，哪知黎元洪以不變應萬變，居然有意外的助力，得以化險為夷。但這種占便宜的事，可遇而不可求，再下一天就讓他很頭痛。

下一天仍舊是王懷慶發動的“軍警官佐索薪團”，一共三百多人，浩浩蕩蕩開到東廠胡同，要求見大總統。

黎大總統當然不肯出面，派侍衛武官長蔭昌代見。他說：“各位的來意，大總統已經了解，而且深表同情。不過現在正在組閣，在沒有組成以前，薪餉無從發放。請各位暫且忍耐。”

“我們可以忍耐，枵腹從公，無奈一家大小，嗷嗷待哺。現在端午節快到了，債主在家坐索。”那個代表用極堅決的語氣說，“無論如何，要請大總統體恤下情，否則，我們亦只有在大總統官邸坐等了。”

蔭昌只有軟語商量，又請援兵，但王懷慶、薛之珩等人連電話都不肯接。這樣僵持到晚，蔭昌說得舌敝唇焦，索薪團方始暫時退出。說明天一早再來。

這一夜工夫，以黎元洪的身份，自然可以設法脫困。但王懷慶已算到這一著，以保護為名，另外派軍警守衛，而且剪斷電話線，堵塞自來水管，困住了黎元洪。

再下一天，“公民團”又出花樣了。這一回是集合了一千多人，由天安門出發游行，手里持著白布旗幟，上面寫的是“財政無辦法”“速即退位讓賢”“總統不管市民”“百姓餓，總統肥”，等等；而且一路喊口號喊到東廠胡同，要見大總統。

黎元洪當然不見，派人去找警察總監、衛戍司令，相應不理。“公民團”包圍到晚，方始散去。

黎元洪搞成四面楚歌的局面，但所幸江夏“子弟兵”并未散去，而且有急難赴援的“義士”。一個是李大麻子李根源，字印泉，云南騰越人，日本士官出身，曾當過云南副都督、陜西省省長。張紹曾組閣，他經黎元洪推薦，出掌農商，在政治派系上屬于政學系，為了感激義氣，特地到東廠胡同，與“舉主”來共患難。

再兩個是由于黎元洪辦中美實業公司結識的美國朋友，一個叫福開森，一個叫辛博森，都被黎元洪聘請為顧問。那時軍政要人請洋人做顧問、做教習或者其他宜于客卿擔任的職務，在賓主雙方都有一個默契，即是負有“保護”的任務。此刻黎元洪近乎蒙難狀態，福開森與辛博森，無論于公于私，都有趕到東廠胡同，來跟他做伴的義務。

及至請王懷慶不來，打電報給曹錕、吳佩孚，又置之不理。到這時候才知道，非出奇計，不能脫困保位。

當然，最要緊的是自己站穩腳步。李根源想出來一句口號：“元洪依法而來，依法而去。”這就是表示，對任何非法逼迫的情勢，決不屈服。饒漢祥最喜歡學時髦，講國際公法，以前為黎元洪所擬的通電，有“元洪法人也”的妙語，對這“依法而來，依法而去”八字，自然大為欣賞。

在曹錕這方面，自然也要為他開一條路，間接向黎表示，不妨提名顏惠慶組閣，并將政權交給新內閣暫攝。黎元洪根據李根源的意見，提出答復：“提名顏惠慶組閣，可以考慮；政權問題，應由國會解決。”

保派一想，這也不過是個形式問題，于是邀請參議院正副議長王家襄、王正廷，商量由國會解決政權的辦法。其實這個問題，在國會已討論過好幾次，由于解釋不一，聚訟紛紜，而又有一派主張先修憲、后討論總統選舉，無形中延擱現任大總統的任期，為黎元洪所歡迎，以致所謂任期問題，始終未能解決。如今舊事重提，必得先費手腳，在召開院會的法定手續上，一步一步做到，保派認為緩不濟急，要求盡可能以最快的辦法解決。

最快的辦法是由黎元洪自己發動，議長便可根據咨文，發布召集緊急會議的通知。保派認為只要做到這一點，如何成立能讓黎元洪即日退位的議案，由他們自己來想辦法。

兩王得到這個保證，便聯袂去訪饒漢祥，要他擬一個咨催國會解釋任期的稿子，拿給黎元洪去看看，不料饒漢祥拒絕了。

他說：“關于這個問題，大總統給國會的咨文，已非一通，或則沒有答復，或則退回。如今為了要逼大總統下臺，打算草率成議，這種暴力脅迫是非法的，我不能起這個稿。哪怕大總統交代下來，我寧可辭職不干，也要堅持不屈服在非法行動下的原則。”

這一來，黎元洪的態度也強硬了，表示完全支持饒漢祥的看法，因而激怒了保派，認為黎元洪跟饒漢祥是在唱雙簧，玩弄權術。保派中對于“最高問題”的第一部分“驅黎”，本有和平解決、武力行動兩種不同的主張，此刻，當然是后一派的主張抬頭了。

東廠胡同卻還在做以“依法而來，依法而去”為由，達成不交政權的最后努力。六月十一日那天，黎元洪邀請在京名流會議，被邀的很多，肯來的只有七個：顏惠慶、孫寶琦、顧維鈞、王家襄、王正廷、吳景濂、湯漪。前兩名做過或代理過內閣總理，具有日本的所謂“重臣”的資格。顧維鈞負國際聲望，雖以其發言聲調不高，被稱為“小貓”，但與法國總理克列孟梭的“老虎”這個外號并舉。兩王一吳是參眾兩院的首腦，只有湯漪資格較差，但學歷不壞，他是江西泰和人，前清舉人出身，為出洋到日本、美國的雙料留學生，現為公府的咨議。

開會之前，先請吃西餐。黎元洪拿出他最珍視的純金餐具款客。時值盛夏，魚肉都用清淡的做法，如上海人所說的“色白大菜”；酒當然只用白葡萄酒，不過另外冰凍著兩瓶香檳，預備等問題解決以后，再開瓶慶祝。

席間氣氛極其沉悶，偶有所言，亦只是輕聲細語的三兩句話。及至吃過主菜白汁鱒魚，黎元洪開口了。“當前最大的問題是內閣虛懸，”他看著右首的顏惠慶說，“曹仲珊那面希望顏駿人兄出來，我非常歡迎；關于副署的問題——”

“副署不成問題。”顏惠慶搶著說道，“不過，我實在無法擔任，原因不必細說，大總統一定能諒解的。”

保派提名顏惠慶，是打算著讓他來攝行大總統職權。黎元洪既不肯交權，顏惠慶便不肯貿然“承乏”。這個難言之隱，彼此心照不宣，黎元洪就只好轉移目標了。

“少川兄，”黎元洪說，“英年俊發，一定肯來擔當的！”

“不敢，不敢！”顧維鈞指著孫寶琦說，“孫慕老德高望重，今天的局面，只有孫慕老才彈壓得住。”

“慕老，”黎元洪轉臉問說，“如何？”

孫寶琦搖一搖手，打著杭州鄉話說：“沒弄頭、沒弄頭！”

“沒弄頭”就是不能干。看他意志堅決，黎元洪沒有勇氣勸駕了。

“各位看，今天的僵局如何解決？”黎元洪說，“我不能再蹈民國六年的覆轍，自己一走了之。我下臺沒有問題，可是不愿做徐東海第二，讓人糊里糊涂攆走。我是依法而來，還得依法而去。”

對于黎元洪的牢騷，所得的反應，仍是近乎漠然的冷淡。湯漪看不過去，起而發言，認為國會應對大總統的任期做出明確的解決。目前“公民團”及軍警索薪團的行動，國會應該出面干預。他說完了，王家襄想做解釋，誰知站不起來，低頭一看，才發覺紡綢大褂的下擺，為鄰座的吳景濂壓在雙股之下，顯然，是有意勸阻他說話的表示。

一場盛宴，在蕭索的氣氛中結束，兩瓶香檳，原封不動。等客人告辭，黎元洪又召集智囊會議，決定了一個大原則，人可以走，權不能變。李根源的態度更為激昂，主張展開反擊，方法是“開攪”。但以主張觀望的人占多數，便決定再看一看，局勢可有好轉的跡象。

而跡象是反面的，包圍的“公民”更多、更囂張。馮玉祥、王懷慶提出辭呈。黎元洪請與直系一向接近、閑居在京的張懷芝將辭呈退回，馮、王拒而不受，并且出現了一件古今中外所無的怪事：陸軍第十一師——由十六混成旅擴編的、馮玉祥的嫡系部隊，中下級軍官全體宣布辭職。

見此光景，黎元洪也覺得非走不可了。但走也得有所部署，首先是再打一個電報給直魯豫巡閱使曹錕、副使吳佩孚，除了說明情勢愈益惡化以外，表示“元洪何難一去以謝國人，第念職權為法律所定，不容輕棄。兩公畿輔長官，保定尤近在咫尺，坐視不語，恐無以自解。應如何處置，仍盼示”。

接著是召集一次“作戰”會議，決定在出走以后，宣布改組內閣，準張紹曾辭職，內閣總辭，除李根源以外，其余亦都準辭。派留任的農商總長李根源兼任國務總理，并任命黎元洪的第一號心腹金永炎為陸軍總長，大有不惜與直系干戈相見之勢。不過，兵在哪里還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