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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年以來，我的座右銘一直是：“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老老實實的、樸樸素素的四句陶詩，幾乎用不著任何解釋。我是怎樣實行這個座右銘的呢？無非是順其自然、隨遇而安而已，沒有什么奇招。

忘

記得曾在什么地方聽過一個笑話。一個人善忘。一天，他到野外去出恭。任務完成后，卻找不到自己的腰帶了。出了一身汗，好歹找到了，大喜過望，說道：“今天運氣真不錯，平白無故地撿了一條腰帶！”一轉身，不小心，腳踩到了自己剛才拉出來的屎堆上，于是勃然大怒：“這是哪一條混賬狗在這里拉了一泡屎？”

這本來是一個笑話，在我們現實生活中，未必會有的。但是，人一老，就容易忘事糊涂，卻是經常見到的事。

我認識一位著名的畫家，本來是并不糊涂的。但是，年過八旬以后，卻慢慢地忘事糊涂起來。我們將近半個世紀以前就認識了，頗能談得來，而且平常也還是有些接觸的。然而，最近幾年來，每次見面，他把我的尊姓大名完全忘了。從眼鏡后面流出來的淳樸寬厚的目光，落到我的臉上，其中飽含著疑惑的神氣。我連忙說：“我是季羨林，是北京大學的。”他點頭稱是。但是，過了沒有五分鐘，他又問我：“你是誰呀！”我敬謹回答如上。在每一次會面中，盡管時間不長，這樣尷尬的局面總會出現幾次。我心里想：老友確是老了！

有一年，我們邂逅在香港。一位有名的企業家設盛筵，宴嘉賓。香港著名的人物參加者為數頗多，比如饒宗頤、邵逸夫、楊振寧等先生都在其中。寬敞典雅、雍容華貴的宴會廳里，一時珠光寶氣，璀璨生輝，可謂極一時之盛。至于菜肴之精美，服務之周到，自然更不在話下了。我同這一位畫家老友都是主賓，被安排在主人座旁。但是正當觥籌交錯，逸興遄飛之際，他忽然站了起來，轉身要走，他大概認為宴會已經結束，到了拜拜的時候了。眾人愕然，他夫人深知內情，趕快起身，把他攔住，又拉回到座位上，避免了一場尷尬的局面。

前幾年，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在富麗堂皇的北京圖書館的大報告廳里舉行年會。我這位畫家老友是敦煌學界的元老之一，獲得了普遍的尊敬。按照中國現行的禮節，必須請他上主席臺并且講話。但是，這卻帶來了困難。像許多老年人一樣，他腦袋里剎車的部件似乎老化失靈。一說話，往往像開汽車一樣，剎不住車，說個不停，沒完沒了。會議是有時間限制的，聽眾的忍耐也決非無限。在這危難之際，我同他的夫人商議，由她寫一個簡短的發言稿，往他口袋里一塞，叮囑他念完就算完事，不悖行禮如儀的常規。然而他一開口講話，稿子之事早已忘入九霄云外。看樣子是打算從盤古開天辟地講。照這樣下去，講上幾千年，也講不到今天的會。到了聽眾都變成了化石的時候，他也許才講到春秋戰國！我心里急如熱鍋上的螞蟻，忽然想到：按既定方針辦。我請他的夫人上臺，從他的口袋掏出了講稿，耳語了幾句。他恍然大悟，點頭稱是，把講稿念完，回到原來的座位。于是一場驚險才化險為夷，皆大歡喜。

我比這位老友小六七歲。有人贊我耳聰目明，實際上是耳欠聰，目欠明。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其中滋味，實不足為外人道也。但是，我腦袋里的剎車部件，雖然老化，尚可使用。再加上我有點自知之明，我的新座右銘是：老年之人，剎車失靈，戒之在說。一向奉行不違，還沒有碰到下不了臺的窘境。在潛意識中頗有點沾沾自喜了。

然而我的記憶機構也逐漸出現了問題。雖然還沒有達到畫家老友那樣“神品”的水平，也已頗有可觀。在這方面，我是獨辟蹊徑，創立了有季羨林特色的“忘”的學派。

我一向對自己的記憶力，特別是形象的記憶，是頗有一點自信的。四五十年前，甚至六七十年前的一個眼神，一個手勢，至今記憶猶新，招之即來，顯現在眼前、耳旁，如見其形，如聞其聲，移到紙上，即成文章。可是，最近幾年以來，古舊的記憶尚能保存。對眼前非常熟的人，見面時往往忘記了他的姓名。在第一瞥中，他的名字似乎就在嘴邊，舌上。然而一轉瞬間，不到十分之一秒，這個呼之欲出的姓名，就驀地隱藏了起來，再也說不出了。說不出，也就算了，這無關宇宙大事，國家大事，甚至個人大事，完全可以置之不理的。而且腦袋里像電燈似的斷了的保險絲，還會接上的。些許小事，何必介意？然而不行，它成了我的一塊心病。我像著了魔似的，走路，看書，吃飯，睡覺，只要思路一轉，立即想起此事。好像是，如果想不出來，自己就無法活下去，地球就停止了轉動。我從字形上追憶，沒有結果；我從發音上追憶，結果杳然。最怕半夜里醒來，本來睡得香香甜甜，如果沒有干擾，保證一夜幸福。然而，像電光石火一閃，名字問題又浮現出來。古人常說的平旦之氣，是非常美妙的，然而此時卻美妙不起來了。我輾轉反側，瞪著眼一直瞪到天亮。其苦味實不足為外人道也。但是，不知道是哪一位神靈保佑，腦袋又像電光石火似的忽然一閃，他的姓名一下子出現了。古人形容快樂常說“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差可同我此時的心情相比。

這樣小小的悲喜劇，一出剛完，又會來第二出，有時候對于同一個人的姓名，竟會上演兩出這樣的戲。而且出現的頻率還是越來越多。自己不得不承認，自己確實是老了。鄭板橋說：“難得糊涂。”對我來說，并不難得，我于無意中得之，豈不快哉！

然而忘事糊涂就一點好處都沒有嗎？

我認為，有的，而且很大。自己年紀越來越老，對于“忘”的評價卻越來越高，高到了宗教信仰和哲學思辨的水平。蘇東坡的詞說：“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他是把悲和歡、離和合并提。然而古人說：“不如意事常八九。”這是深有體會之言。悲總是多于歡，離總是多于合，幾乎每個人都是這樣。如果造物主——如果真有的話——不賦予人類以“忘”的本領——我寧愿稱之為本能——那么，我們人類在這么多的悲和離的重壓下，能夠活下去嗎？我常常暗自胡思亂想：造物主這玩意兒（用《水滸》的詞兒，應該說是“這話兒”）真是非常有意思。他（她？它？）既嚴肅，又油滑；既慈悲，又殘忍。老子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這話真說到了點子上。人生下來，既能得到一點樂趣，又必須忍受大量的痛苦，后者所占的比重要多得多。如果不能“忘”，或者沒有“忘”這個本能，那么痛苦就會時時刻刻都新鮮生動，時時刻刻像初產生時那樣劇烈殘酷地折磨著你。這是任何人都無法忍受下去的。然而，人能“忘”，漸漸地從劇烈到淡漠，再淡漠，再淡漠，終于只剩下一點殘痕；有人，特別是詩人，甚至愛撫這一點殘痕，寫出了動人心魄的詩篇，這樣的例子，文學史上還少嗎？

因此，我必須給賦予我們人類“忘”的本能的造化小兒大唱贊歌。試問，世界上哪一個圣人、賢人、哲人、詩人、闊人、猛人、這人、那人，能有這樣的本領呢？

我還必須給“忘”大唱贊歌。試問：如果人人一點都不忘，我們的世界會成什么樣子呢？

遺憾的是，我現在盡管在“忘”的方面已經建立了有季羨林特色的學派，可是自謂在這方面仍是鈍根。真要想達到我那位畫家朋友的水平，仍須努力。如果想達到我在上面說的那個笑話中人的境界，仍是可望而不可即。但是，我并不氣餒，我并沒有失掉信心，有朝一日，我總會達到的。勉之哉！勉之哉！

1993年7月6日

傻瓜

天下有沒有傻瓜？有的，但卻不是被別人稱作“傻瓜”的人，而是認為別人是傻瓜的人，這樣的人自己才是天下最大的傻瓜。

我先把我的結論提到前面明確地擺出來，然后再條分縷析地加以論證。這有點違反胡適之先生的“科學方法”。他認為，這樣做是西方古希臘亞里士多德首倡的演繹法，是不科學的。科學的做法是他和他老師杜威的歸納法，先不立公理或者結論，而是根據事實，用“小心地求證”的辦法，去搜求證據，然后才提出結論。

我在這里實際上并沒有違反“歸納法”。我是經過了幾十年的觀察與體會，閱盡了蕓蕓眾生的種種相，去粗取精，去偽存真以后，才提出了這樣的結論。為了凸現它的重要性，所以提到前面來說。

閑言少敘，書歸正傳。有一些人往往以為自己最聰明，他們爭名于朝，爭利于市，錙銖必較，斤兩必爭。如果用正面手段，表面上的手段達不到目的的話，則也會用些負面的手段，暗藏的手段，來蒙騙別人，以達到損人利己的目的。結果怎樣呢？結果是：有的人真能暫時得逞，“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大大地輝煌了一陣，然后被人識破，由座上客一變而為階下囚。有的人當時就能丟人現眼。《紅樓夢》中有兩句話說：“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這話真說得又生動，又真實。我決不是說，世界上人人都是這樣子，但是，從中國到外國，從古代到現代，這樣的例子還算少嗎？

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于：這些人都把別人當成了傻瓜。

我們中國有幾句盡人皆知的俗話：“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一切皆報。”這真是見道之言。把別人當傻瓜的人，歸根結底，會自食其果。古代的統治者對這個道理似懂非懂。他們高叫：“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想把老百姓當傻瓜，但又很不放心，于是派人到民間去采風，采來了不少政治諷刺歌謠。楊震是聰明人，對向他行賄者講出了“四知”。他知道得很清楚：除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之外，不久就會有一個第五知：人知。他是不把別人當作傻瓜的，還是老百姓最聰明。他們中的聰明人說：“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他們不把別人當傻瓜。

可惜把別人當傻瓜的現象，自古亦然，于今尤烈。救之之道只有一條：不自作聰明，不把別人當傻瓜，從而自己也就不是傻瓜。哪一個時代，哪一個社會，只要能做到這一步，全社會就都是聰明人，沒有傻瓜，全社會也就會安定團結。

1997年3月11日

隔膜

魯迅先生曾寫過關于“隔膜”的文章，有些人是熟悉的。魯迅的“隔膜”，同我們平常使用的這個詞兒的含義不完全一樣。我們平常所謂“隔膜”是指“情意不相通，彼此不了解”。魯迅的“隔膜”是單方面地以主觀愿望或猜度去了解對方，去要求對方。這樣做，鮮有不碰釘子者。這樣的例子，在中國歷史上并不稀見。即使有人想“頌圣”，如果隔膜，也難免撞在龍犄角上，一命嗚呼。

最近讀到韓昇先生的文章《隋文帝抗擊突厥的內政因素》（《歐亞學刊》第二期），其中有幾句話：

對此，從種族性格上斥責突厥“反復無常”，其出發點是中國理想主義感情性的“義”觀念。國內倫理觀念與國際社會現實的矛盾沖突，在中國對外交往中反復出現，深值反思。

這實在是見道之言，值得我們深思。我認為，這也是一種“隔膜”。

記得當年在大學讀書時，適值“九一八”事件發生，日軍入寇東北。當時中國軍隊實行不抵抗主義，南京政府同時又派大員赴日內瓦國聯（相當于今天的聯合國）控訴，要求國聯伸張正義。當時我還屬于隔膜黨，義憤填膺，等待著國際伸出正義之手。結果當然是落了空。我頗恨恨不已了一陣子。

在這里，關鍵是什么叫“義”？什么叫“正義”？韓文公說：“行而宜之之謂義。”可是“宜之”的標準是因個人而異的，因民族而異的，因國家而異的，因立場不同而異的。不懂這個道理，就是“隔膜”。

懂這個道理，也并不容易。我在德國住了十年，沒有看到有人在大街上吵架，也很少看到小孩子打架。有一天，我看到了就在我窗外馬路對面的人行道上，兩個男孩在打架，一個大的約十三四歲，一個小的只有約七八歲，個子相差一截，力量懸殊明顯。不知為什么，兩個人竟干起架來。不到一個回合，小的被打倒在地，哭了幾聲，立即又爬起來繼續交手，當然又被打倒在地。如此被打倒了幾次，小孩邊哭邊打，并不服輸，日耳曼民族的特性，昭然可見。此時周圍已經聚攏了一些圍觀者。我總期望，有一個人會像在中國一樣，主持正義，說一句：“你這么大了，怎么能欺負小的呢！”但是沒有。最后還是對門住的一位老太太從窗子里對準兩個小孩潑出了一盆冷水，兩個小孩各自哈哈大笑，戰斗才告結束。

這件小事給了我一個重要的教訓，我從此脫離了隔膜黨。

今天，我們的國家和人民都變得更加聰明了，與隔膜的距離越來越遠了。我們努力建設我們的國家，使人民的生活水平越來越提高。對外我們決不侵略別的國家，但也決不允許別的國家侵略我們。我們也講主持正義；但是，這個正義與隔膜是不搭界的。

2001年2月27日

壞人

積將近九十年的經驗，我深知世界上確實是有壞人的。乍看上去，這個看法的智商只能達到小學一年級的水平。這就等于說“每個人都必須吃飯”那樣既真實又平庸。

可是事實上我頓悟到這個真理，是經過了長時間的觀察與思考的。

我從來就不是性善說的信徒，毋寧說我是傾向性惡說的。古書上說“天命之謂性”，“性”就是我們現在常說的“本能”，而一切生物的本能是力求生存和發展，這難免引起生物之間的矛盾，性善又何從談起呢？

那么，什么又叫作“壞人”呢？記得魯迅曾說過，干損人利己的事還可以理解，損人又不利己的事千萬干不得。我現在利用魯迅的話來給壞人作一個界定：干損人利己的事是壞人，而干損人又不利己的事，則是壞人之尤者。

空口無憑，不妨略舉兩例。一個人搬到新房子里，照例大事裝修，而裝修的方式又極野蠻，結果把水管鑿破，水往外流。住在樓下的人當然首蒙其害，水滴不止，連半壁墻都浸透了。然而此人卻不聞不問，本單位派人來修，又拒絕入門。倘若墻壁倒塌，樓下的人當然會受害，他自己焉能安全！這是典型的損人又不利己的例子。又有一位“學者”，對某一種語言連字母都不認識，卻偏冒充專家，不但在國內蒙混過關，在國外也招搖撞騙。有識之士皆嗤之以鼻。這又是一個典型的損人而不利己的例子。

根據我的觀察，壞人，同一切有毒的動植物一樣，是并不知道自己是壞人的，是毒物的。魯迅翻譯的《小約翰》里講到一個有毒的蘑菇聽人說它有毒，它說，這是人話。毒蘑菇和一切蒼蠅、蚊子、臭蟲等，都不認為自己有毒。說它們有毒，它們大概也會認為這是人話。可是被群眾公推為壞人的人，他們難道能說：說他們是壞人的都是人話嗎？如果這是“人話”的話，那么他們自己又是什么呢？

根據我的觀察，我還發現，壞人是不會改好的。這有點像形而上學了。但是，我卻沒有辦法。天下哪里會有不變的事物呢？哪里會有不變的人呢？我觀察的幾個“壞人”偏偏不變。幾十年前是這樣，今天還是這樣。我想給他們辯護都找不出詞兒來。有時候，我簡直懷疑，天地間是否有一種叫作“壞人基因”的東西？可惜沒有一個生物學家或生理學家提出過這種理論。我自己既非生物學家，又非生理學家，只能憑空臆斷。我但愿有一個壞人改變一下，改惡從善，堵住了我的嘴。

1999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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