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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借鑒和揚棄

怎樣對待西方經濟學，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回答的問題。西方主流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根本區別在于立場和認識論的分歧。前者維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經濟制度，其認識論是唯心主義的先驗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以及其必然滅亡、必然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取代的發展規律，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揭示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規律，其認識論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實踐論。當然，西方經濟學在其發展的幾百年間，也提出了不少反映社會化大生產規律以及經濟發展規律的觀點和認識，采用了統計學以及數學模型等現代方法來描述經濟活動，建立了適應這種“精確化”研究的分析框架和研究范式，形成了一套比較成熟的話語體系，加上西方國家的文化軟實力，特別是美國在世界上的霸權地位，使這一套經濟學學術體系風靡全球。中國經濟學研究在西方經濟學學術體系的強烈影響之下，要想走出一條反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規律的、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的理論發展道路，確實任重道遠。

在對外經濟關系領域，西方學者把各種經濟學流派中有關對外經濟和世界經濟的分析和理論拼湊為“國際經濟學”，并作為大學教科書和知識體系廣為傳播，目前我國高校中廣泛使用的《國際經濟學》教材基本上是這種知識體系的介紹和解讀。其中，有反映古典經濟學的比較優勢理論、要素稟賦理論以及該流派的后來繼承者產品生命周期理論、規模經濟和不安全競爭理論，以及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等；有反映新古典經濟學的世界市場均衡理論、匯率理論、國際收支理論等；有反映把各種經濟學流派（包括凱恩斯經濟學和新自由主義）加以綜合的理論內容，如關于貿易政策、關稅同盟、區域經濟一體化、經濟全球化和國際經濟政策協調等的理論。從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來看，這個體系中可以啟發我們思考的內容不少，而且有些概念也為我們所借鑒和吸收，如“比較優勢”和“經濟全球化”等，但總體來看，可以用來解釋中國對外開放發展的理論則很有限，可以用于指導我們實踐的理論則幾乎沒有。在我們的政策語言中，與這個知識體系有關且使用頻率最高的是“比較優勢”，但我們政策語言中的“比較優勢”與李嘉圖的“比較優勢”也是不同的，后者說的是兩個國家、在兩種相同產品的生產中，都不具備生產率優勢的一國可以選擇劣勢較少的某一產品來開展國際貿易，贏得專業分工的利益。而我們講“比較優勢”，首先是一種工作狀態和動員，既包括發現“絕對優勢”（你無我有）、要素稟賦優勢（你少我多），又包括創造競爭優勢（你有我優、我廉）。所以，我們講“比較優勢”，已經是一種演繹和發揮。再如，貿易投資自由化、經濟全球化這些理論概念，在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中，雖然有解釋經濟發展和世界經濟發展趨勢的一面，但它們是不講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它們只講讓渡國家主權，只講貿易投資自由化、經濟全球化對各國經濟福利的增進，不講經濟金融風險，因此有很大的局限性甚至欺騙性。一旦發現發展中國家參與經濟全球化也可以得到好處，原來拼命鼓吹貿易投資自由化和經濟全球化的人就會馬上提出“去全球化”和“世界經濟再平衡”理論，完全暴露了鼓吹這些理論的人的實用主義和機會主義的立場。

在其他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理論中，絕大多數是以西方國家，特別是西歐國家和美國的實踐為依據的，例如相互需求理論、產品生命周期理論、規模經濟和壟斷競爭理論、企業優勢理論、內部化理論和交易成本理論等，都只能解釋發達國家貿易和相互投資的發展，而不解釋（也不能解釋）發展中國家發展貿易投資的經驗。涉及發展中國家對外經濟問題的成熟理論很少，而且也很陳舊，例如“中心—外圍”理論、資金外匯兩缺口理論等。

西方國際經濟學把新古典經濟學的一般均衡理論擴展到世界經濟領域，形成的所謂世界市場均衡理論是最缺乏科學性的。它宣揚資本主義經濟通過自由市場可以達到均衡，在國內市場上靠價格來調節，在世界市場上靠匯率來調節。因此匯率理論和國際收支理論是西方國際經濟學宏觀理論的核心。隨著西方國家以美元為中心的固定匯率制度的破產，世界市場均衡理論遭到無情諷刺；隨后浮動匯率理論登場來修補均衡理論。20世紀80年代美國依據這個理論來壓迫日元、德國馬克升值；21世紀初又壓迫人民幣升值，認為這樣可以達到世界經濟平衡。但事實上卻與美國的愿望完全相反，日元和馬克升值并沒有導致日本和聯邦德國對美國貿易順差的減少，人民幣升值也沒有使美國貿易逆差下降，這種浮動匯率理論實際上已經破產（見表2與表3）。

上述說明，在建設中國特色開放型經濟理論中，我們從西方國際經濟學知識體系中能夠借鑒的內容并不多，可以直接為我所用的更少，因此，中國經濟學者應當有這樣的使命感和自信心，我們必須走自己的路，創造中國自己的學術體系和理論范式。為此，要解決以下一些認識問題：

表2 美元對德國馬克和日元的匯率以及貨物貿易差額

注：匯率數據來自unctad數據庫。德國在1990年統一，該年德國馬克對美元升值幅度比較大。貿易差額由美國對聯邦德國或者日本的貨物出口減去進口得到，負值表示美國的貿易逆差。進出口原始數據來自imf的directionoftradestatistics（dots）數據庫。

表3 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和中美貨物貿易差額

資料來源：《2015中國統計年鑒》以及各年《海關統計》。人民幣匯率為年平均價。

首先要解決立場問題。要建設中國特色開放型經濟理論，包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首先要熱愛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衷心擁護領導這個偉大事業的中國共產黨，并積極投身于如何把中國的事情辦好的研究工作中，而不是把中國的事情看作與自己不相干，置身事外，或者只是從事專門挑毛病的研究（一些國外的“中國問題”專家就是專門干這種事情的），那是必定難以承擔我們的歷史使命的。在一次會議上，有個境外媒體朋友問：為什么中國沒有一個真正的經濟學家？我回答，我不知道你說的真正的經濟學家的標準是什么，但我知道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巨大成就舉世公認，我還知道，中國的經濟學研究者與這個偉大的成就多多少少有些聯系，而境外所謂的真正的經濟學家卻與此無關，那么這種真正的經濟學家又有什么意義呢？我的回答贏得了全場掌聲。我們不能指望依靠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和西方經濟學家來解釋和回答中國的問題，這是中國學者自己的事情。要有為國家做事、為人民做事的情懷，才能有所作為。資產階級的學者如果要有所建樹，也需要有“憂國”情懷。有人把是否有諾貝爾經濟學獎看作經濟學理論和經濟學家被承認的唯一標準，這是片面的。且不說這種評獎有意識形態的偏見，實際上還有國家的硬實力和軟實力的背后支撐。諾貝爾經濟學獎開始時也是被歐洲人特別是英國人所壟斷，美國的崛起使諾貝爾獎得主轉移到美國。試看未來諾貝爾獎花落誰家。可以預言，隨著中國硬實力和軟實力的上升，中國學者被國際學術社會承認是必然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在國際學術舞臺占有一席之地也是必然的。

其次是如何建立自己的分析框架和研究范式。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學術論文是以“精確化”研究為導向、以數量模型為主要分析工具的，因此它需要一套與之相匹配的分析框架和研究范式。它既具有進步的一面，也具有被濫用的另一面。不僅實證研究采用模型分析方法，連理論表達也常常用模型來演繹和論證。這種研究范式，既產生了不少具有數量化支撐的有學術價值的作品，也制造了大量庸俗和垃圾。我們對此需要區別對待，不可盲目崇拜。許多學術論文并沒有什么研究發現，卻用了最復雜的數學模型來分析論證最簡單并早已為人所知的事實，這種為使用模型而做文章的傾向是一種脫離實際的“洋八股”，我們應當堅決反對，并防止謬種流傳。我們的研究范式，應當強調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中發展和改革的重大問題為導向，以提供解決問題的思路為目的，因此要有必要的政策思路的含義，當然也需要對一些專門性的問題做出判斷或加強某個判斷。一般來講，重大的理論問題是難以用數學模型來論證和表達的，而應當學習《資本論》《帝國主義論》等經典著作的研究方法，用歷史與辯證邏輯相統一的分析方法，用可靠的統計數據來支撐和證明。一些專業性特征十分明顯的經濟問題，涉及經濟社會各領域交叉性較少，即解釋變量因素不復雜的問題，在數據可獲得的情況下，采用數學模型方法才具有“精確性”研究的前提和條件。所以應當實事求是，因文制宜，既反對無模型不成文的傾向，也反對拒絕使用數學模型的片面性。還需要強調，采用數學模型作為主要分析工具，是以科學的“假設”為前提的，數學模型是用來論證和加強“假設”提出的判斷，但是如果沒有大量的調查研究和一定數量的統計數據做支撐，怎么能產生科學的“假設”呢？所以，下功夫做調查研究，下功夫收集數據和文獻資料，是任何研究方法都無法離開的不二法門。一些年輕的研究者往往不愿意做這種耗時耗力的基礎工作，只是從西方文獻中找出現成的結論作為自己的“假設”，然后借鑒或抄襲一個數學模型，采集一些面板數據，拼湊成一篇論文。在學習階段，這樣做無可厚非，但這不是真正的研究，應當從這個幼稚的階段逐步走向成熟。

再次是如何建立中國學術論文的話語體系。“五四”運動以后的新文化運動，使中國文壇擺脫了以文言文為主導的傳統話語體系，產生了現代中國語言的話語體系。它的進步性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更貼近大眾生活；二是更有利于吸收外來先進文化。但要處理好這兩者的關系，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背景下，洋教條和食洋不化的文化現象是舊中國殖民地文化的病癥，反映到黨內，有“黨八股”現象的出現，毛澤東同志寫的《反對黨八股》和《改造我們的學習》就系統批判了黨內的教條主義傾向以及它所表現的話語形式。改革開放以后，我們學習市場經濟，引進和使用了許多與市場經濟相關的專門詞匯、概念和理論，大大豐富了經濟學理論包括國家經濟政策的話語表達形式。在這個學習過程中，中國的廣大干部、知識分子和群眾不僅熟悉了這些新的話語表達形式，有的還向其注入了中國元素，賦予其新的含義，形成外來文化被融合同化的現象，從而形成了中國式的話語體系，使“english”變成了“chinglish”，經濟學研究及其學術論文當然是走在這個學習過程的最前沿。站在最前沿容易產生兩種可能性：一是落后于大潮流和人民大眾；二是孤立冒進并脫離人民大眾。在留學海外熱潮逾30年經久不衰以及國家經濟建設日新月異的環境下，第一種可能性不容易產生，而第二種危險卻較為容易產生。一些人把生硬翻譯過來的西方經濟學論文的表達方式看作是經濟學規范的話語體系，把多數人讀不懂的話看作是“學術”，認為“學術”只需要少數人看懂和欣賞，多數人看得懂，就不是“學術”了，至少也屬于“學術水平不高”。怎樣處理“陽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關系，是中國經濟學話語體系要解決的問題。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為我們解決這個問題指明了方向。他說文藝作品要源于生活，又要高于生活。所謂源于生活就是不能脫離生活，不能不接地氣。中國經濟學的話語體系，也不能脫離多數（這個多數已經有職業范圍的限定），如果我們的經濟學論文只有極少數人看得懂，連多數經濟學研究和教學工作者、多數政府經濟工作官員（基本是大學以上文化水平）、多數有文化的企業家和其他知識界人士都看不懂，那還叫“為人民服務”嗎？真理是樸素的，往往不需要深奧的語言，而庸俗卻需要故弄玄虛來掩飾淺薄。當然，經濟學研究又要高于普通的時事新聞，不僅要適當介紹和引進新詞匯、新概念和新思想，還要有學術基礎和學理邏輯。因此要在多數人讀懂的基礎上提高和不斷提高，我們的話語體系應當朝這方面努力。這樣說有些人會很不以為然。有人會問，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著作多數人都看不懂，難道不是學術嗎？是學術不假，但這里不僅有意識形態傾向要考察，也有一個普及與提高的關系問題要審視。拿文藝作品來比喻，《天鵝湖》無疑屬于世界文藝精品，但在解放戰爭期間，我們的人民解放軍指戰員是靠看《白毛女》來激發階級仇恨和奮勇殺敵的，看《天鵝湖》不僅不適宜，而且當時也不具備多數人欣賞的社會經濟條件和文化環境。從感染人、激發人的情感的藝術標準和“為人民服務”的政治標準來看，《白毛女》無疑達到了藝術標準和政治標準的統一，是當時我國的藝術精品。同理，今天我們的話語體系，更需要在多數人讀懂基礎上的提高和再提高，這是我們應當提倡和努力的主要方向。當然，也允許有少量只有少數人才能讀得懂的學術文章和著作，也應當允許百花齊放和百家爭鳴，但主次不能顛倒。

中國經濟學的話語體系除了要堅持多數人讀懂基礎上的提高和再提高，還要堅持自己的獨立性。我一直認為，中文與英文之間的翻譯，有時候是很難表達原意的。例如，物流一詞的英文是“logistics”，原意是軍隊的后勤保障，翻譯成“物流”，就容易望文生義，把這個服務業的現代化水平大大埋沒了，以至在實踐中走了樣。反過來，中文要翻譯成英文，有時候也很難。例如，“三個代表”怎么翻譯？“開放型經濟”要是翻譯成“openness economy”，還是我們要表達的意思嗎？所以，龍就是“long”，翻譯成“dragon”，就成了“兇暴怪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