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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史必須首先明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概念

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史，首先必須明確一個問題：如何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這個概念？邱海平教授很有創意地進行了概念辨析，認為這個概念可以作兩種理解。一是理解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一是理解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很顯然，這兩種理解差別巨大，這個“的”字放的地方不一樣，這個概念的含義就完全不一樣了。如果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特色”就成為修飾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個詞匯了，強調的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普遍性。如果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一個整體詞匯出現，強調的是中國的社會主義，那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就是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樣一個特殊的經濟形態的政治經濟學，探討的是中國的經濟發展規律，其重心就不是社會主義經濟規律一般，而是中國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特殊，就是對1956年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規律的揭示。邱海平教授是主張后者的，我贊同邱教授的意見。對于這樣一種研究思路，恐怕有些經濟學家是不同意的，因為很多人認為，經濟學揭示的是普遍規律，經濟理論只有一個；經濟規律沒有國度，不分國界。按照我們的看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就有了時空的規定性。

在時間維度上，它所揭示的就是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發展規律，是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政治經濟學。從1956年算起到2056年一百年時間，這個時間段是從毛澤東到鄧小平一直到現在，黨中央和歷代領導人都認同的。雖然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概念是在黨的十三大上，但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時間段的劃分，應該從毛澤東時期就開始了。毛澤東在20世紀50年代就認為中國社會主義要建設得像個樣子，也就是基本實現現代化需要一百年時間，后來鄧小平也講基本實現現代化需要一百年。現在我們提的“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一個是建黨一百年，一個是建國一百年。前一個一百年是全面實現小康社會，達到一個階段性目標，后面一個一百年是實現現代化。按照毛澤東當時的設想，是用一百年時間基本實現現代化，這是從1956年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建立算起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起點是1956年，但是把建國一百年作為一個時間段的標志很有象征意義，所以很多時候我們是講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一百年時間基本實現現代化。其實，一百年并不是絕對的一百年這個數字，而是大體上的時間段的判斷。最近我一直在考慮一個問題：我們可以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作為歷史起點，把這個大體上的一百年時間，大致劃分成三個三十年，當然每個三十年不是絕對的三十年整，而是三十年左右，我們就把它叫作三個三十年。1949—1978年近三十年算是第一個三十年， 1978—2012年黨的十八大三十多年也算是三十年，這是第二個三十年，那么黨的十八大之后就開始了第三個三十年。其實這是有道理的，我在《東岳論叢》2015年第1期發表了一篇3萬多字的文章，題目叫《平等、富裕、公平正義：中國共產黨核心執政理念的時代轉換》。在這篇文章中，我基本上表達了這種看法，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頭三十年叫作毛澤東時代，把中間的三十年叫作鄧小平時代，把黨的十八大以后叫作新時代之開局，也就是習近平時代的開始。其實，三個時代的劃分，在2015年以后有些學者也從不同的視角表達了基本相同的看法。新加坡的鄭永年先生、清華大學的孫立平先生也都談過這個問題。最近北京大學的潘維先生講了四個三十年，他是延伸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他把1949年以前分了第一個三十年，實際上1949年以后也是三個三十年。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大體上是一百年時間，如果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就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政治經濟學的話，那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史就與我們上述的三個三十年密切相關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歷史起點就應該是1956年，它的歷史發展就應該分三個階段，大體上與三個三十年對應，只是在第一個三十年里有七年時間是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政治經濟學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的政治經濟學，就應該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前史。

在空間維度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中國的經濟學，它的空間范圍是中國，而不是任何其他國家。從這個角度講，它具有鮮明的國家主體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指發生在中國這個空間范圍上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理論、制度和實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也一定是對中國這個空間范圍的中國經濟發展規律的理論總結，而不是對其他任何國家經濟發展規律的總結。當然，這絕對不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具有國際意義，也絕不否定這個理論具有開放性和世界性。改革開放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的實踐特征，這個實踐本身就具有開放特征，反映這個實踐的理論自然就會有開放的特征。中國經濟的發展是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中進行的，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經濟發展就成為經濟全球化過程中世界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就是對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經濟發展經驗的系統化的理論總結的學說。深刻地理解這個問題需要借助于哲學思維。20世紀90年代，上海和南京的一些哲學家在研究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奧秘時，曾經提出過一個很好的思路，就是倡導建立哲學家和經濟學家的聯盟，要通過這個聯盟解決很多靠單一學科無法解決的問題。南京市委黨校的陸劍杰教授就是這個聯盟的倡導者之一，他有幾部對中國發展很有穿透力的著作，對我啟發很大，我從中受益良多。這些著作是《實踐唯物主義理論體系的歷史邏輯分析》《19—21世紀中國的命運——中國近現代社會運動基本規律研究》《實踐問題和矛盾問題新論》《廣義經濟結構論》。這些論著看起來是一些哲學著作，但主要研究的是中國經濟問題。他們創立了一個新的學科——經濟哲學。那個時候，我在中共山東省委黨校工作，對他們的研究非常感興趣，所以密切關注他們的研究進展。經濟哲學的研究以《資本論》為必讀的經典。我過去對《資本論》的閱讀也是從哲學的視角進行的。自從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以來，因為研究政治經濟學，重讀了《資本論》，這就需要閱讀近些年來《資本論》的研究成果。我發現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問題：哲學界對《資本論》的研究成果層出不窮，而經濟學界除了一些《資本論》的教材性質的書以外，很少有有分量的成果出現。張一兵教授的《回到馬克思》雖然不是專門研究《資本論》的著作，但是從中我們可以領略到其對《資本論》研究方法的深刻見解；上海財經大學的魯品越教授一直從哲學和經濟學的結合上研讀《資本論》, 《鮮活的資本論——從深層本質到表層現象》是其這方面的代表作。著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復旦大學特聘教授陳學明先生評價說：“無論就理論價值而言，還是從現實意義來看，《鮮活的資本論——從深層本質到表層現象》在許多方面都超越了《21世紀資本論》。”陳學明大膽預言：魯品越教授的這一著作應能產生《21世紀資本論》那樣的影響力。建議大家都讀一讀這些書，相信對我們研究政治經濟學會有很大的幫助。經濟哲學把“經濟權力”作為一個核心概念來研究，我覺得政治經濟學應該研究這個概念。如果研究這個概念，那么這個概念在政治經濟學的概念體系中處于什么樣的地位？經濟哲學還研究經濟規律的普遍與特殊的關系問題，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也避不開這個關系。上面我說了，如果我們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界定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那就是講的中國的特殊性，但是中國的特殊規律里面又蘊含著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經濟規律的一般性的東西，所以當我們說中國經濟規律的特殊性時，并不等于這個特殊性里沒有一般性的成分，因為普遍存在于特殊之中，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過程當中所蘊含的經濟規律的世界意義。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我們要為人類發展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中國計劃，并不是說我們要引領世界發展或者指導世界發展，而是指在經濟全球化的形勢下中國做的事情本身就具有普遍性，對整個人類特別是對那些發展中國家具有很好的借鑒意義。中國有些經濟學家對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5月17日的講話中提出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目標頗有微詞，認為怎么可能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經濟學呢？因為經濟規律都是普遍的，沒有什么你的經濟學和我的經濟學，沒有什么哪個國家的經濟學，全世界只有一個經濟理論。他們還舉例說，中國著名的經濟學家王亞南就明確提出過“中國經濟學”的概念，說王亞南后來放棄了“中國經濟學”的概念，就是因為他后來認識到沒有中國經濟學，經濟學都是普遍性、世界性的。至于王亞南是不是放棄了“中國經濟學”這個概念，為什么放棄這個概念，我們可以去研究考證。但是，我們可以斷定說“認為經濟理論只有一個的人”是真正不懂得馬克思主義哲學、不懂得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人。普遍與特殊的關系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講的基礎知識，一個國家與世界上國家整體的關系一定是特殊與普遍的關系。普遍存在于特殊之中，特殊體現一般。我們的任務也有一個區分哪些是普遍哪些是特殊的問題，但是絕對不能用普遍替代特殊或者消滅特殊。中央民族大學的劉永佶教授一直在研究政治經濟學方法論，寫出了很多這方面的著作，有興趣的話可以找來看看。他的研究成果對我們會有很多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