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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不會，說不準還要被罵上一句浪蕩呢！“難道非要那些女人哭著叫著，一頭撞死在棺材上，才算是個好女人？”太平公主恨聲道。上官婉兒這次卻沒抬她的杠，繃著聲音道：“我本來以為那個宋朝就已經夠不像話了，沒想到竟然是……”她掩了話頭，可誰都知道她要說什么——一個更比一個爛。【清朝本是由馬上民族建立，游牧民族的特點使得其女子地位天然較農耕民族更高。來自滿族姑奶奶們的痛快爽利沖淡了明末已趨于變態的閨訓女誡。但是，由于滿漢矛盾過大，實際上并不能輕易地進行民族融合。同時雖然清朝高層盡力阻止，但由于種種原因，滿族的民俗風尚依舊難以避免地被漢族同化，實際上并沒有大幅度地改善社會風氣。】太平公主：“我李家也算有鮮卑血脈，但卻得天下、治天下，天下歸心。這滿族……”她的話未說完，就感覺背后被上官婉兒悄悄戳了一下，話頭戛然而止。太平公主的臉蒼白一片。她實在是看光幕入迷了，不設防地就把心中的話說出了口。但是現在的國號是“周”，王位上的那個人姓武！之前說說“唐”就罷了，她怎么能說“李”呢？武則天聽見了，卻沒有太平公主想的那樣惱怒。如果是光幕降臨之前，她肯定會勃然大怒，但是現在她已經不打算將王位傳給武家有關的人了，為了這個所謂的“女性地位”，她得保證自己的接班人是太平公主。這樣一想，武則天倒也不在乎太平公主自我認同的到底是“武”還是“李”了。那么“周”這個國號就是我獨有的了。武則天這樣一想，倒也開懷。【在明清時期的文學作品中，所構建的女子形象大多是孝順、貞潔、守序的，最反叛也不過是在愛情上反抗家人，反抗禮教。好像對于女子來說，她們的理想、她們的抱負完全不在社會的考慮范圍內，她們在社會看來，只是一張單薄的紙片，是屬于情愛的調劑品。清朝曹雪芹《紅樓夢》中，借薛寶釵之口說出了當時社會的潛規則：

“咱們女孩兒家，不認得字的倒好；男人們讀書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讀書的好，何況你我？就連作詩、寫字等事，原不是你我分內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內之事，男人們讀書明理，輔國治民，這便好了。……你我只該作些針黹、紡績的事才是……”而向來離經叛道、詩書雙絕的林黛玉居然對薛寶釵的這番話深以為然，甚至在心中暗暗敬服，可見這并不是什么獨特的觀點，而是社會上下公認的“正理”、“公理”。】“……讀書明理，輔國治民。”太平公主有些想笑，“婉兒，你說那曹雪芹寫書的時候，有沒有想到過咱們呢？”——咱們，這些“只該作些針黹、紡績”的女兒家，也干著男人們該干的讀書明理，輔國治民的活。上官婉兒：“想到又如何？這樣世道的天下，談起咱們來，也不過是些‘牝雞司晨’的詞，你還指望他們說什么好話？”【而明清女性主要在文化，即詩詞書畫方面留名，幾乎完全被排除出政治生活。清朝后宮“眾女上至太后，皇后，下至常在、答應一律不得處理前朝大臣官員事物，不得私人南書房、上書房等處，不得私下議論朝政為談資，否則視作干政。”就連曾輔佐幼帝、“統兩朝之養孝，極三世之尊親”的孝莊太后到底也沒有垂簾聽政，在康熙皇帝親政之后更是對朝政絕口不提。終明清兩朝，對女子的文化教育除一部分為后世子孫計的“相夫教子”用處，實際上是為了提高男性家庭生活的品位，如同書生對紅袖添香的向往，男人對救風塵的期待；而始終不是為了女性自己的前途和發展。但是，飽讀詩書的女兒們卻有著難以言說的苦悶。在極低的女性地位面前，明清時期諸多識文斷字的女性開始了迷茫。她們一方面有著不輸男兒的學識，另一方面又因為社會環境而不得不遵守“女子無才便是德”、“頭發長見識短”的固有偏見和批駁，主觀情感和客觀事實的拉扯讓她們內心充滿憤懣和苦痛。陳端生在《再生緣》中，借孟麗君之口表示：“何須必要歸夫婿，就是這正室王妃豈我懷？”邱心如的彈詞作品《筆生花》中女扮男裝中狀元的姜德華也說：“枉枉的，才高八斗成何用？枉枉的，位列三公被所排。”沈善寶以絕望的語調叩問蒼天：“問蒼天，生我欲何為？空磨折！”清代著名女詞人吳藻更一生以不能作男子為恨，寫出“生木青蓮界，自翻來幾重愁案，替誰交代？愿掬銀河三千丈，一洗女兒故態”這樣的詩句來……這些女性都對傳統“男主女輔”、“男主外, 女主內”的社會定位表示強烈不滿。明清時期女子意識的覺醒，和現實中過低的身份地位，給當時文化女性造成了深重的對沖之痛。】上官婉兒倒是有些慶幸自己生在大唐，長在武周。她可以盡情地去展現自己的才華，可以“代朝廷品評天下詩文”，而不必在刻板苛刻的世道里“愿掬銀河三千丈，一洗女兒故態”，只能盼望自己成為男子，一展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