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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圓仁和他的兩個弟子及一個仆人從通化門進入長安的時候,是開成五年(840年)的八月二十日,夏天快要過去。長安城依然保有一座宏大城市的氣派,但在通化門內距離政治中心最近的永嘉坊、安興坊間,彌漫著一種微妙的不安。人生地不熟的日本僧人圓仁不知道更多的內情。他只知道,這是新皇帝登基的第一年,那一種不安,也許出自新帝繼位的慣性。
長安城由貫通南北的朱雀大街一分為二,左邊是長安縣,右邊是萬年縣。從唐憲宗元和二年(807年)起,兩縣僧尼分別由左街巡院和右街巡院管理。按規定,在圓仁于長安安頓下來之前,還需要去左街功德巡院處交納狀文,報備身份,說明居留理由,并由左街功德巡院驗明簽證——公驗。
進城之后,圓仁并沒有馬上向功德使報備。磨磨蹭蹭,似乎心虛,一直到第三天才來到左街功德巡院面見知巡押衙[46],請求獲得居留許可。他在隨身的狀文里介紹了自己:圓仁,日本國來的請益僧,與本國朝貢使者一道于兩年前來到揚州。之后去過登州(大約在今山東文登一帶)、青州(今山東青州市),后來拿到了通行大唐國土的公驗,得以巡禮五臺山佛跡。今年八月二十三日來到長安城,隨身攜帶的除了銅碗、銅瓶、文書、衣裳和鐵缽一口,再無他物。想在城里寄住寺廟,尋師聽學,然后回國。請允許。
功德巡院未必會批準他的請求:為了留在唐土,圓仁曾經有過一段時間的無證非法旅行。在搞到旅行所需的公驗之前,他在大唐的旅行請求,已經被拒絕過許多次了。
三十多年前,圓仁的師祖天臺宗最澄與真言宗留學僧空海同船來到大唐。為了學習更精深的教義,最澄去了天臺山國清寺學習教旨,離去時特別承諾,回日本之后將會派遣一名留學僧、一名請益僧再次回到國清寺學習更精深的密教體系,尤其是傳法灌頂的儀式。為了履行諾言,三十年后,最澄選擇了天性聰敏、風貌溫雅又出身貴族家庭的請益僧圓仁與留學僧圓載一道去大唐求法。
帶著天臺宗上下托付的三十多條疑問和一件獻給國清寺的僧衣,圓仁航向中國,那時候他不知道自己將要面對的是數倍于他的前輩們的艱難,他也不知道,他將親身攪入昏沉的唐王朝皇帝與宦官的爭斗。他唯一確知的是,他將巨細靡遺地記下自己的一路見聞。他的日記——《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會成為后人看見這個時代的眼睛。
開成三年(838年)七月二日,經過一個多月的航行,載著圓仁和他的弟子們的船只最終擱淺在揚州如東的淺灘上,船體受損,所有人必須棄船從淤泥里跋涉上岸。在他見識揚州這座大都市來往的日本、朝鮮、波斯僧人與商人之前,蚊子又多又大,是圓仁對大唐的第一印象。無休止的蚊子叮咬和拉肚子并沒有影響圓仁的熱情:他要在揚州府獲得一張通行中國的公驗,去天臺山國清寺完成他的使命。
外國人在唐土,沒有公驗,寸步難行。不允許自由旅行,也不允許擅自進入寺院。甚至圓仁帶來的畫師想進寺院臨摹菩薩四王像,也由于外國人不許擅入寺院的禁令而被禁止。圓仁一連向揚州府寫了好幾封狀子,請求去往臺州,請求能夠允許他的畫師進寺里描摹畫像,請求盡快發給他一張通行公驗。
他不認為這會有任何問題。從第一批留學僧來到唐帝國起,一直享受著優厚的待遇:官家提供食宿,被安置在皇家寺院學習,官方統一賜給四季服裝,每年贈絹二十五匹(絹可以作為貨幣流通,等同零花錢),時不時有賞賜。到各州縣寺院巡禮,官方更是提前發給身份證明,甚至于進入宮廷得到皇家供養。更何況,他聽說,這時主政揚州的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47]李德裕對僧人十分友好:李德裕曾經捐資修建鎮江甘露寺,邀請瓦官寺僧住在甘露寺學習《易經》,為高僧向朝廷請謚號,與詩僧寫詩往還。
沒幾天,李德裕果然開了特例允許畫師進開元寺臨摹畫像。這位地方長官五十出頭,態度親切,專門到圓仁等僧人暫住的開元寺慰問了遠道而來的和尚們,與他們閑話家常,問:日本也有寒冬嗎?也有僧寺嗎?京城方圓多少?還贈送了一碗蜜。只是絕口不提公驗的事情。只說圓仁的狀子已經送到長安,只要允許的消息傳來就立刻準許他們去臺州。圓仁提議先出發,等朝廷敕令下來再追上隊伍。但李德裕拒絕了他的提議,只說讓他們住在開元寺等待。十一月時,李德裕又來開元寺慰問了圓仁一行人,依然殷勤探問,依然沒有任何關于公驗的消息。
圓仁懷疑,也許是因為自己沒有摸清唐土官場的“規則”。過幾天,圓仁尋了個由頭向長史府寫了一封信,催問公驗的事情。隨信又附贈了一些禮物:水精念珠兩串、銀裝刀子六柄、筆二十管、螺子三口。很快,長史府傳來回信:李德裕只象征性地收取了一口螺子,其余的禮物一概退回,作為回禮,又贈給圓仁白絹二匹、白綾三匹。
圓仁第一次領受到唐帝國浮沉宦海三十年的資深政客的老道。他每每問起公驗的事情,李德裕便回道,已經報告過了,請他們少安毋躁。事情拖得久了,更像是哪里出了誰也不知道的差錯。
李德裕一邊心不在焉地安慰著圓仁,一邊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關心:京城里此時正一片混亂,皇家再次上演父子相殘的慘劇。不知道哪天才有人得空管一管一個遠道而來的和尚去天臺山的申請,而李德裕回到京城的機會,也許就在此時。
二
開成三年(838年)秋冬之交,京城西面延平門內大街上的豐邑坊不正常地熱鬧。這座西市邊上的坊巷以專營喪葬物品聞名,街東街西的兩座兇肆包攬長安城里喪葬所需的棺槨、隨葬明器,甚至送葬服務。除去朝廷有敕令送葬的高官能夠享受左校署[48]制造的棺槨,其他無論官民都要在豐邑坊找到安放自己的最終容器。死亡是豐邑坊里最被期盼的事件,這個封閉街道的悲喜總與整個人類背道而馳。
不久之前,文宗皇帝李昂因為太子荒廢學業殺了太子身邊服侍他的親近侍從,把太子軟禁在少陽院[49],叫他改過自新。朝中人多少知道太子被罰實際上是因為皇帝寵愛楊妃,而太子的母親王妃早已失寵,無能幫他申辯。太子被關在少陽院,由宦官監視著,不解釋,也不改正。不久,莫名暴斃。人人都知道太子的死與監視他的宦官脫不了干系。但是,沒有人敢為太子喊冤,太子屬官溫庭筠只敢含混不清地寫了兩首挽詩,其中有“塵陌都人恨,霜郊赗馬悲。唯余埋璧地,煙草近丹墀”四句。曖昧不清的句子暗示太子死于非命,連同情都不能有具體的聲音。
文宗也知道這其中一定有蹊蹺,唯一的兒子死了,想查,也不敢。宦官勢眾,掌管著禁衛皇宮安全的神策軍。從唐太宗的“玄武門之變”到唐玄宗的“唐隆政變”,掌握北軍,也就掌握了皇宮。從唐德宗起,北軍主要的作戰部隊神策軍由宦官掌握,從此,皇宮的安全、皇帝的廢立一并掌握在掌管神策軍的宦官手里。
文宗李昂登基十一年,做皇帝,已經算盡職盡責:不穿綢緞,也不許內官、親戚穿華貴的布料。剛即位,立刻下詔放出冗余宮女三千,五坊豢養的鷹犬,除打獵練兵需要,全部放出。伺候皇帝歌舞娛樂陪聊天講故事的教坊與翰林,也放出冗員一千二百多。
但祖宗留給他的家業是一個爛攤子:改變整個李唐王朝命運的安史之亂的平息并不來源于中央政府壓倒性的軍事勝利。相反,朝廷對于河北地區反復的叛亂焦頭爛額,為了讓叛軍投降,玄宗的兒孫肅宗與代宗一邊以昂貴的代價請求回紇出兵,一邊大力地封賞愿意投降的叛軍。許多安祿山與史思明的部下與親戚因此口頭投降,改換名頭,在河北劃地為王。從此,河北的河朔三鎮(魏博、成德、幽州)就成了中央政府胸口拔不動的一把匕首。
之后,所有李唐皇朝的皇帝們面前都擺著同樣內容的考題:怎樣處置擁兵自重劃地為王的河朔三鎮節度使?怎樣處置不斷想模仿河朔三鎮的其他節度使?怎樣處置因為唐朝內亂不斷入侵的周圍少數民族?打仗需要錢,議和需要錢,想要做任何事情都需要錢,但是,錢從哪里來?
文宗的祖輩對于“賺錢”各出招法,幾乎竭澤而漁,已經沒有留下多少空間由他騰挪輾轉。
安史之亂中,肅宗皇帝靠出賣僧人和道士的度牒、官爵與空白告身籌到第一筆錢。而后,向江南與四川的富商征收額外的稅。再后來,鑄造含銅量不夠的錢幣,靠通貨膨脹聚斂財富。另外,向鹽、鐵與酒的消費征收附加稅。
肅宗的孫子德宗皇帝,變著法兒改革稅制,絞盡腦汁要從民間征得更多的財富。德宗在建中元年(780年)開始實行“兩稅法”[50],而后,又陸續實施了借商[51]、僦(jiù)質[52]、稅間架[53]、算除陌[54]等一系列財稅征收政策。結果是建中三年(782年)長安工商戶集體罷市,千萬百姓攔住下朝的宰相訴苦,宰相不堪百姓的憤怒快馬加鞭地逃跑;下一年,涇原兵將叛變,一路闖進長安皇宮,一向忠誠于朝廷的百姓袖手旁觀——叛軍說了,他們不征商。
德宗的孫子憲宗二十七歲繼位,咬著牙要與河朔三鎮掰手腕,從元和元年到元和十四年(806—819年)對六個藩鎮發動了七次戰爭。天下戶口三百三十多萬需要供養八十余萬軍隊的開支。能夠納稅的戶口多集中在四川與江南,大半稅物需要依靠運河由南方轉運。在艱難的運輸過程中,損耗嚴重,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漕米從來沒有被運達。
憲宗以十四年漫長戰爭的代價獲得歷史“中興”的評價。憲宗死后,留給他的兒子穆宗的除了收復河朔三鎮的光榮,還有源源不斷地需要用錢喂飽的大規模軍隊。為了減少軍費開支,穆宗實行了“銷兵”的政策。被切斷財富來源的方鎮大大小小的軍閥因此兵變,河朔三鎮再次脫離了中央的控制。而皇帝們再也沒有錢像憲宗時一樣強硬地發起統一戰爭。
穆宗之后繼位的唐敬宗是文宗的大哥,愛玩,放肆,用盡做皇帝的便利。丟下一個幾乎毫無修補的爛攤子給弟弟。
唐文宗像是一個大家庭的主婦,捉襟見肘了,卻依然想要維持該有的體面。史書里總是充滿同情地記下這樣無奈的場景:江淮水災旱災相繼,屢屢在皇帝過生日的時候,關中平原豐收,因為沉重的賦稅,日子依然很難過。年輕的皇帝愛寫詩,他常常登上已經衰敗的曲江池,念起杜甫的詩句:“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在杜甫的詩里,曲江四岸有行宮臺殿、百司官署,杜甫在冷清的宮殿尋找昔日的繁華。到了文宗這里,承載杜甫對昔日曲江池懷念的那些宮殿臺閣甚至都已經不在,唐文宗想做一個繁華的舊夢,但距離太遠,夢也不成。
大和七年(833年)年底,二十八歲的文宗皇帝忽然中風。從此身體時好時壞,不復當初。大和九年(835年),感到時不我待的文宗皇帝終于鼓起勇氣,決定向掌神策軍權的宦官群體開刀。他信任的人,一個叫鄭注,一個叫李訓。
三
大和九年(835年)十月,李訓與鄭注首先策劃毒殺了擁立文宗的宦官王守澄。鄭注對皇帝說:請讓我負責王守澄的葬禮,到時候我帶著壯士數百,手拿大棒,懷里藏斧,召集中尉以下所有的宦官一起去給王守澄送葬,把他們一網打盡全部殺掉。
李訓為了與鄭注搶功勞,與他的黨羽一道策劃了另外一出除掉所有宦官的計謀。十一月,文宗在紫宸殿聽政。百官站定后,負責警衛的左金吾衛大將軍韓約沒有按規定報平安,反而對著文宗奏報:左金吾衙門院子里有石榴樹,夜里凝結有甘露。這是吉兆,我來祝賀陛下。奏報之后,又鄭重其事跳起拜舞,仿佛天降祥瑞。李訓的黨羽乘機幫腔,煽動群臣一起去看看真假,然后再來向皇帝確認。皇帝按照事先練習好的臺本說:哪里需要你們去呢?于是轉頭對身邊的神策軍左右中尉仇士良、魚志弘說:麻煩兩位先去確認。仇士良到達左金吾仗院,看見韓約神色驚慌,大冷天額上卻流汗,已經感覺異常。他一面問將軍怎么了,一面仔細觀察:一陣風吹起簾幕,簾幕下露出了士兵重甲帶刀的腳。仇士良一驚,轉頭,卻已經有人要關上大門。他連聲驚呼,帶著宦官破門而出,回到紫宸殿抬起皇帝就往北邊宣政門里跑,一邊還喊著:李訓宮變了!李訓一把抓住抬著皇帝的肩輿,大叫:臣奏事還沒完!仇士良指揮宦官抬起皇帝就走。一路上朝臣拉著宦官,拳打腳踢搶奪皇帝,依然沒有能夠把皇帝從宦官手里搶下。
控制了唐文宗的仇士良立刻發動神策軍五百人在皇城里提刀追索參加謀劃的朝官。宰相王涯等人正在吃飯,忽然有人大喊,宮里來了軍隊,逢人就殺。兩省官員、金吾衛和仆役爭相逃跑。很快神策軍關閉宮門,各司辦公室的印章、圖籍、帷幕、器皿都被一通亂翻,橫尸流血,狼藉涂地。沒有逃出的六百余人都被殺死。
這年冬天,長安的天氣特別冷。敏感于天意的朝臣提醒皇帝,這都是因為過多的殺戮。皇帝卻不敢要求宦官不要再殺人。這是后來提起唐文宗最常被提起的“甘露之變”。
從此,文宗作為皇帝進入了垃圾時間。文宗皇帝的名字在之后的歷史中成了一個懦弱的記號,他所有振興朝政的努力都淹沒在這次事變里。千百年后的人們提起他最常記起的不是他的勤儉、憂慮,而是他成為李唐皇室一個被“家奴”控制的傀儡皇帝。
唐文宗對自己失敗的不滿全部變成對兒子的期待,仿佛只要他頭懸梁錐刺股就可以了結這個籠罩李唐王朝七代人的噩夢。但開成三年(838年)秋冬之交,他的這個兒子,在宦官、寵妃以及他自己的逼迫下,甚至沒有命來答這個題。
文宗失去了唯一的兒子,年幼的陳王李成美被立為太子。不過,掌握著神策軍的宦官仇士良認為潁王李瀍(chán)是更合適的人選。太子的人選是朝臣定下的,這是朝臣與宦官的又一輪對權力的角斗。宦官甚至沒興趣參與——仇士良選擇放棄“太子”這個雞肋一般的儲君,他要把李瀍直接推上皇位。從文宗的爺爺唐憲宗時起,不論太子是誰,最終成為皇帝的人選一定由掌握神策軍的宦官決定。氣定神閑的仇士良只等待皇帝的死亡。
開成五年(840年)文宗暴疾而亡。文宗寵妃與宰相想另立安王,在太子與安王鷸蚌相爭時,仇士良矯詔廢太子,順利立潁王李瀍為帝,就是后來所謂“唐武宗”。
為了掃清未來的政敵,仇士良在混亂里殺掉了支持太子與安王的政敵、文宗時代親近皇帝的舊臣,他們的妻兒、仆從,一夜間四千人從長安城里消失。這些都成了豐邑坊的業務。西肆和東肆這兩間從來競爭激烈的兇肆甚至無法包攬業務,往來租借運送棺槨明器的車輿(yú)、翣(shà)扇、結絡、彩帛的各色人等摩肩接踵,長安城里政局翻覆,不變的是豐邑坊的業務一直紅火。
現在,從文宗那里傳來的問題輪到武宗來答。
二十六歲的年輕人李瀍沉毅有斷,喜慍不形于色,他情感的波瀾遠遠大于那張從來古井無波的面孔。他目睹過大和九年(835年)甘露之變時仇士良帶兵劫持皇帝的狠辣,他還記得哥哥作為一個皇帝敗在“家奴”手下的屈辱。文宗慶祝新太子冊立的宴會上,有一個插曲,被后代史官以及李瀍牢牢記在心里:宴會上有雜技表演,演員是一對父子,兒子爬上高聳的桅桿,父親掩飾著驚怕在桅桿下走來走去保護著他。文宗終于忍不住,哭著說:朕有天下,但也不能保全自己的兒子。這個畫面,對李瀍來說意味復雜:太子的死亡給了李瀍做皇帝的機會,但是,如今他在文宗曾經坐過的位置上,絕不想要流下文宗曾經流過的懦弱悔恨的眼淚。
年輕的武宗皇帝知道他必須除掉仇士良,他的恩人,也是他最大的敵人。為此,他需要一個幫手。他的目光落在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李德裕的頭頂上。
四
開成四年(839年)二月,依然滯留揚州的圓仁收到日本使團判官從長安寄來的信:面見天子的時候,我也替你表達了你想去國清寺的請求,天子不允許,為你感到憂悵。圓仁聽說,他的師弟元載被允許前往天臺山國清寺學習。對于他,是一個冰冷的“不行”。
在許多對朝廷拒絕圓仁請求之理由的猜測中,有一個最滑稽:圓仁不是求法僧(相當于本科生),而是請益僧(相當于留學生)。按照慣例,官方一旦同意外國僧人在各地巡禮就要供給衣食,口袋里已經十分不寬裕的朝廷認為,資助一個請益僧不劃算——竟然要在一個外國和尚嘴里省錢。
只能無功而返。隨著遣唐使一道回國的圓仁在回程的路途連連遭遇電閃雷鳴、狂風暴雨,受損的船體停在赤山縣修理。圓仁與他的徒弟們下船去拜訪山中的法華院。不出意外,這就是他在中國短暫旅行的最后一站。圓仁參觀過揚州龍興寺,里頭有一張鑒真和尚的畫像。作為日本天臺宗的開山祖師,鑒真六次東渡的故事圓仁早就熟知在心。他或許也知道,兩百多年前,玄奘法師因為沒有“過所”,混在人群里偷偷離開唐都長安的故事。
他懷抱與他們同樣的熱忱,便生發出與他們一樣的勇氣:在寺里住了幾天,圓仁決定不走了。赤山縣法華院的新羅和尚們便聽到了這個故事:七月二十三日,圓仁做完早課到海邊一看,停船修理的九艘大船完全沒了蹤影——它們在夜里啟程,把這幾個住在山上寺院里的和尚給丟下了。
赤山縣的和尚們沒有在意它們這漏洞百出的故事,他們反而體貼地贊許這三個日本和尚為了朝圣天臺山而做出的犧牲。赤山縣的和尚們很快給圓仁出了主意——天臺座主玄素和尚的弟子正在五臺山修法華三昧,傳天臺教義,不如去五臺山巡禮求法,除了天臺宗還可以入普賢道場。去了五臺山,再去長安。
圓仁準備按此計劃,先在山院過冬,等一開春便去五臺山。但沒有公驗滯留唐土并不容易——縣里的公文很快到了:船上下來的三名日本僧人為何非法滯留本縣?按規定,非法滯留當天報備,為什么從滯留到今十五天還沒有到村保板頭(村委會)報備?縣里語氣嚴厲地訓誡了收留圓仁的法華院,勒令他們立刻把事實呈報上去。
圓仁再一次講述了編好的故事:日本僧人為求佛法渡海而來,到了唐境卻未能成行。現在依然想尋師學法。因為日本遣唐使早歸,沒趕上船,所以在赤山院住下,準備等夏天過去不太熱的時候啟程去巡禮名山,訪道修行。隨身之物只有鐵缽一口、銅碗二具、銅瓶一口、文書二十卷、避寒衣裳幾件。法華院的和尚也寫了一份狀子,附在圓仁答狀之后,對圓仁的說辭滿口附和并愿意作保。
九月,赤山開始下雪,天氣漸冷下來。山野無青草,澗泉有凍氣。等待中的圓仁既沒有朝廷的資助,也不再是外國使團的一員,他必須與赤山院的僧人一起收蔓菁、蘿卜,上山去擔柴。在等待中聽到一些消息,似乎有機會獲得一張公驗。他必須關心一些之前從沒有考慮過的問題:路線、花銷、民情。赤山院和尚告訴他,從赤山去五臺山再去京城,他將要經過的中原大地連續蝗災五年:稷山縣以西蝗蟲滿路,吃粟谷盡,無地下腳。登州年年蟲災,沒有糧吃,只有吃橡子為飯。因為災荒,糧價飛漲。玄宗開元年間,青州斗米五錢,現在,青州粟米一斗八十文,粳米一斗一百文。靠化緣乞食的和尚恐怕要不到飯吃。
開成五年(840年)二月十九日,圓仁終于獲得一張公驗。再沒有什么能阻止他開始盼望已久的旅行,饑餓、蟲災都不行。圓仁每天上午做過早課出發,走二十里,而后找地方討午飯,下午再走二十到二十五里。他親眼看見遭受蝗災第五年的中原,傳說與想象里強大富足的唐帝國像是生了病,虛弱匱乏:和尚經過的村莊,有時家家有病人,不許客住宿,有時平原遼遠,人家稀絕。哪怕已經從五臺山渡過洛河,往西離長安已經很近的州縣新發的黃苗依然被蝗蟲吃盡,村里百姓見到和尚來了,爭著向他傾訴生活艱難。和尚的飯量很大,四個人每人一頓都能吃下四碗粉粥,飯很難討。和尚在日記里寫下:主人極小氣,討一盤菜,討了三次才給;找不到過夜的地方,有時要闖進別人家住一晚。
千里之外的長安城里,武宗登上皇位,李唐皇室的命運輪盤再一次開始旋轉。新皇帝的敕書一道道傳來,供奉在官署庭院中央厚厚的紫色帷幕上。每到一處,圓仁都需要到官署報備,他一次次跟在州判官、錄事、縣令、主簿、兵馬使、軍將、百姓、道士后面,跪拜在地,聆聽新皇帝的圣意。
圓仁以為自己只是這急弦促柱般的改朝換代的一個旁觀者,渾然不知,隨著他踏入帝國心臟的腳步,他也在一步一步走近權力角斗場的血腥。圓仁到達長安的前幾天,平緩的關中平原上忽然隆起連綿不斷的山陵,是十三座唐代帝王的陵墓。在他望見第十四座山陵——唐文宗的章陵時,出了事。
在京兆府府界櫟陽縣(今陜西臨潼)南,圓仁遇到了大隊的軍兵。在驛路兩旁對面而立,延綿五里。圓仁與兩個弟子在夾道士兵間穿過,聽說這就是葬唐文宗的山陵使。圓仁微妙地感知到儀仗如此排列里的緊張。他不知道,一場政變正籠罩著這支軍隊:護送陵駕的知樞密是文宗時代得皇帝寵信的近臣,厭惡正掌權的宦官仇士良,打算在帶兵出城埋葬文宗時發動政變。但他們的謀劃被仇士良的親信察覺,被搶先一步殺死。
開成五年(840年)八月二十日,圓仁到達灞橋。灞水和浐(chǎn)水從終南山發源匯入渭河,向北流去,渭水清,涇水濁,所以“涇渭分明”。夕陽沉入寬闊的河水,長安城遙遙在望。曾經輝煌的唐王朝,此時也如同一輪將沉未沉的落日,搖搖晃晃掛在渭水上。
幾乎同時,五十三歲的李德裕從揚州被調回京城,做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他終于又做了宰相。武宗很喜歡李德裕,他們要一起做一些大事。在這場君臣兩歡的遇合里,他們把“籌錢”作為第一重要的論題。在已經被前代皇帝們幾乎竭澤而漁的各項生錢之道以外,武宗和他的宰相找到了一個富礦——佛寺和僧侶。
五
二十多年前的元和十四年(819年),李德裕還年輕,在京城做監察御史。這年城里發生了大事:鳳翔法門寺開護國真身塔,展示塔中收藏的釋迦牟尼指骨舍利。唐憲宗李純的身體不太好,不知道從哪年開始,忽然迷戀上求神煉丹,性情越發暴躁。身邊的宦官討好他:“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
十四年針對藩鎮的戰爭給了憲宗一個“中興之主”的好名聲。它帶來的,除了自尊心的滿足,還有更連綿不斷的焦灼。憲宗才四十出頭,他依然維持著強硬的治國方針——國家必須恢復到安史之亂前的局面,中央對藩鎮的分裂行為絕不姑息。但他心里明白,藩鎮的臣服取決于他有多少軍隊去討伐,有多少好處去安撫,這都需要錢。而他終于病下來,水里拖稻草一般沉重的國政讓他過早感受到了老年人般的無力。
他半截身子陷進泥潭了,忽然一截許愿成真的釋迦牟尼手指送了上來,他沒有不抓住的道理。這截釋迦牟尼佛的指骨被隆重地從法門寺迎進長安,一路送進了大明宮,而后又巡行長安城各大寺院,王公士民瞻奉施舍,唯恐輪不到自己,甚至有燃香臂頂的供奉人。
武宗皇帝李瀍這年五歲。他親眼見到大明宮里檀香煙氣繚繞,鎏金銀的鳥雀團花紋秘色瓷碗,金絲錦帳,紫紅繡金拜墊,色如寒水的琉璃。供奉佛骨舍利的長生殿在年幼的李瀍眼里是口耳相傳的西方極樂世界最具體的顯現。
但他很快長大了。他的祖宗皇帝們越到年老,越迷戀求神拜佛,虔誠的供養背后是他的祖輩們對自己事業與人生越深重的無可奈何。
武宗往前五代祖唐代宗原是不信佛的。安史之亂中,日后的代宗皇帝被任命為兵馬元帥,收復長安、洛陽。那時候他艱難卻堅定地站在一地廢墟前,預備肩負一個龐大的國家。但這責任的重量很快變得超出想象。代宗登基,吐蕃入侵,一路打到長安,沒有救兵的代宗只能再次出逃。這時有人告訴他:你要信佛,《仁王經》可以退敵。從此,代宗如同抓住救命稻草一般在大明宮內道場諷唄齋薰,翻譯佛經,供養僧侶,持續了十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