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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某些少數民族曾被名為“夷”，其實不一定有人種血緣的特別，只是受益于紙張和印刷的程度低于中原華夏。

夷可以為夏。吳、楚、閩、越，原來都是典型的“夷”，后來演化為華夏正統的文教之藪。李白出生于新疆，白居易據說是回民，元好問是金人無疑，他們都有夷狄背景，卻又都是中華文明的杰出代表。元朝和清朝也是游牧文明與農耕文明的兩次大規模文化混血。反過來說，夏也可以為夷。江南“三苗”中的部分，是上古時期一些從黃河中、上游地區避難南遷的弱勢部落，原初并非隔絕在文明主流之外。他們只不過是在蟄居山地以后，相對而言搭不上紙張和印刷這兩列信息技術快車，因此有語言而無文字（如瑤族），或是文字體系還較為粗略（如苗族），信息的傳達往往較多借助于“象”，比如用舞蹈記錄歷史，用歌唱傳播知識，用圖騰宣示信仰，用各種似乎奇怪的巫祝儀式來營構威權和組織社會。云南省納西族的東巴文字，則可視為一例亦文亦象的原始符號，一直游離于漢語演進過程之外。

他們有時候可以圍在篝火邊連續幾天幾夜地跳舞，是感情的排解和宣泄，同時也是生存經驗的總結和表達，以完成對新一代人的系統教育。如苗族“吃鼓藏”節時的木鼓舞，從《開天辟地歌》到《洪水滔天歌》，再到《跋山涉水歌》，整整十三部史歌和史舞，一部苗族史盡在歌舞之中，地理的、生物的、倫理的知識傳授也在火光和鼓鈸聲中進行。顯而易見，他們是“文”的晚熟群落或者薄弱之域，卻是“象”的高產之地。中原漢人看到他們能歌善舞，華裝艷服，常常覺得好奇，以為漢人天性拘謹而少數民族天性活躍。其實除了中國西北的突厥、蒙古等民族擁有廣闊的草原，中國西南的“三苗”或“百越”大多依山傍水而居，危峰斷隔，深流攔阻，生活在十分窄逼的空間里，如貴州苗族生活在“地無三尺平”的地方，并沒有多少活躍的條件。他們之所以對歌舞有更多的練習，對彩飾、節拍、形體動作等等表現出更多敏感和技能，很可能是因為文字這種工具不夠用。

相比之下，漢人早早有了文字化的大腦，已經喪失了很多可貴的象符，包括用肩膀和臀胯來表達尊敬或憂傷的能力，用木葉和木鼓來表達思念或憤怒的能力，用腰帶、項圈、頭帕、各種針繡花邊表達友愛和莊重的能力。漢人的舞蹈、音樂、詩歌、美術創作，常常在所謂少數民族那里得到營養和動力，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漢人的服裝，除少數貴族有些“行頭”的講究之外，就民間服裝而言，比起一些所謂少數民族的要呆板和簡陋得多。雖然作為強勢群體的服裝，有時也被夷地的男人們效仿，但在感情更為纖細靈敏一些的夷俗女人那里，就不那么容易被接受。苗、侗、瑤等地“男降女不降”的服裝現象，可能就有這樣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