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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笑》三卷，題李卓吾匯輯，姜肇昌校訂并序。卷三有坑儒一則云：

“人皆知秦坑儒，而不知何以坑之。按衛(wèi)宏《古文奇字序》，秦始皇密令人種瓜于驪山型谷中溫處，瓜實成，使人上書曰瓜冬實。有詔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則皆使往視之，而為伏機，諸儒生皆至，方相難不決，因發(fā)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壓死。”眉批有云：

“秦始皇知瓜冬實儒者必多饒舌，豈非明王。”又云：

“儒者凡談說此等事原可厭，宜坑，秦始皇難其人耳。”這究意是否出于李卓吾之手本屬疑問，且不必說，但總是批得很妙，其痛惡儒生處令人舉雙手表同意也。金圣嘆批《西廂》《水滸》，時常拉出秀才來做呆鳥的代表，總說宜撲，也是同樣的意思，不過已經(jīng)和平得多也幽默得多了。為什么呢？秦之儒生本來就是明朝秀才的祖宗，他們都是做八股和五言八韻的朋友，得到賦得瓜冬實的好題目怎能不技癢，如或覺得可厭，“撲”也就很夠了，那么大規(guī)模地伏機發(fā)機未免有點小題大做了。秦始皇的小題大做也不只是坑儒這一件，焚書的辦法更是笨得可以。清初有曲江廖燕者，著《二十七松堂文集》十六卷，卷一有《明太祖論》是天下妙文，其中有云：

“吾以為明太祖以制義取士與秦焚書之術無異，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則一也。”后又申言之曰：

“且彼烏知詩書之愚天下更甚也哉。詩書者為聰明才辨之所自出，而亦為耗其聰明才辨之具，況吾有爵祿以持其后，后有所圖而前有所耗，人日腐其心以趨吾法，不知為法所愚，天下之人無不盡愚于法之中，而吾可高拱而無為矣，尚安事焚之而殺之也哉。”又云：

“明制，士惟習四子書，兼通一經(jīng)，試以八股，號為制義，中式者錄之。士以為爵祿所在，日夜竭精敝神以攻其業(yè)，自四書一經(jīng)外咸束高閣，雖圖史滿前皆不暇目，以為妨吾之所為，于是天下之書不焚而自焚矣。非焚也，人不復讀，與焚無異也。”我們讀了此文，深知道治天下愚黔首的法子是考八股第一，讀經(jīng)次之，焚書坑儒最下。蓋考八股則必讀經(jīng)，此外之書皆不復讀，即不焚而自焚，又人人皆做八股以求功名，思想自然統(tǒng)一醇正，尚安事殺之坑之哉。至于得到一題目，各用其得意之做法，或正做或反做，標新立異以爭勝，即所謂人人各異，那也是八股中應有之義，李卓吾以為討厭可也，金圣嘆以為應撲亦可也，若明太祖與廖燕當必能諒解諸生的苦心而點頭微笑耳。秦始皇立志欲愚黔首，看見儒生如此熱心于文章，正應歡喜獎勵，使完成八股之制義，立萬世之弘基，庶乎其可，今乃勃然大怒而坑殺之，不惟不仁之甚，抑亦不智之尤矣。中國臣民自古喜做八股，秦暴虐無道，焚書以絕八股的材料，坑儒以滅八股的作者，而斯文之運一厄，其后歷代雖用文章取士，終不得其法，至明太祖應天順人而立八股，至于今五百余年風靡天下，流澤孔長焉。破承起講那一套的八股為新黨所推倒，現(xiàn)在的確已經(jīng)沒有了，但形式可滅而精神不死，此亦中國本位文化之一，可以夸示于世界者歟。新黨推倒土八股，趕緊改做洋八股以及其他，其識時務之為俊杰耶，抑本能之自發(fā)，或國運之所趨耶。總之都是活該。諸君何不先讀熟一部《四書味根錄》，吾愿為新進作家進一言。（七月）

附記

《文飯小品》第六期上有施蟄存先生的《無相庵斷殘錄》，第五則云“八股文”，談及廖燕的文章，云《二十七松堂集》已有鉛印本，遂以銀六元買了回來。其實那日本文久二年（一八六二）的柏悅堂刊本還不至于“絕無僅有”，如張日麟的鉛印本序所說，我就有一部，是以日金二圓買得的。名古屋的其中堂書店舊書目上幾乎每年都有此書，可知并不難得，大抵售價也總是金二圓，計書十冊，木板皮紙印，有九成新，恐怕還是近時印刷的。中國有好事家拿來石印用白紙裝訂，亦是佳事，賣價恐亦不必到六元吧。十一月廿五日，校閱時記。

清初梁維樞仿《世說新語》撰《玉劍尊聞》十卷，卷七傷逝類下有一則云：

“金烏臨西舍，鼓聲催短命。泉路無賓主，此夕誰家向。”二詩用意幾全相同。案藍玉被誅在洪武二十六年，即西歷一三九三年，大津皇子于朱鳥元年賜死，當唐中宗嗣圣三年，即西歷六六六年也。《懷風藻》有大津皇子小傳云：

“皇子者凈御原帝之長子也，狀貌魁梧，器宇峻遠，幼年好學，博覽而能屬文，及壯愛武，多力而能擊劍。性頗放蕩，不拘法度，降節(jié)禮士，由是人多附托。時有新羅僧行心解天文卜筮，詔皇子曰，太子骨法不是人臣之相，以此久在下位，恐不全身。因進逆謀，迷此詿誤，遂圖不軌，嗚呼惜哉。蘊彼良才，不以忠孝保身，近此奸豎，卒以戮辱自終。古人慎交游之意，因以深哉。時年二十四。”《日本書紀》云：

“皇子大津及長辨有才學，尤愛文筆，詩賦之興自大津始也。”其后紀淑望在《古今和歌集》序中亦云，“大津皇子始作詩賦。”《書記》成于養(yǎng)老四年，當唐玄宗開元八年，即西歷七二〇年，所言當有所據(jù)。《懷風藻》序題天平勝寶三年，當玄宗天寶十年，即西歷七五一年，則列大津第三，其上尚有大友皇子河島皇子二人，序中敘天智天皇時云：

“旋招文學之士，時開置醴之游，當此之際，宸翰垂文，賢臣獻頌，雕章麗筆，非唯百篇，但時經(jīng)亂離，悉從煨燼，言念湮滅，軫悼傷懷。”大友河島均天智天皇子，大友嗣位，會壬申亂作被害，天武天皇代之而立，大津則天武子也。林羅山文集載《懷風藻》跋云：

“本朝之文集者，《懷風藻》蓋其權輿乎，誠是片言只字足比拱璧鎰金也。雖紀淑望之博洽，稱大津皇子始作詞賦，而今《懷風藻》載大友皇子詩于大津上，然則大友先大津必矣。”《大日本史》亦云：

“天皇（案弘文天皇，即大友皇子）崩時，大津皇子年僅十歲，天皇之言詩先大津可知矣。”這所說的話大抵是不錯的，天智時代詩賦或者已很發(fā)達，因為壬申之亂卻悉毀滅，一方面大津皇子或者也確有才華，可以當作那時代的首領亦未可知，雖然在《懷風藻》所錄的四首里也看不出來。但是，臨終一絕總是很特別的東西。《懷風藻》一卷共詩百十六首，以侍宴從駕與燕集游覽占大多數(shù)，臨終之作只有一首，而這正是大津皇子的。釋清潭在《懷風藻新釋》中云，雖是平平之語，卻哀哀之極。在此八十年間六十四人中，大津皇子即非首出的詩人，亦終是最有特色的一個了。他的辭世詩在七百年后不意又在南京出現(xiàn)，可謂奇絕。我們仔細思索，覺得可以想出一個解釋，這正如金圣嘆臨刑的家信一樣，可以說是應有而未必實有的。這當然是屬于傳說部類，雖然其真實性與歷史有殊，其在文藝上的興味卻并無變動，往往反是有增而無減也。（七月）

附記

十月三十一日上海《立報》載大佛君的《近人筆記中幾筆糊涂賬》，末一節(jié)云：

“近日某君記湖南名士葉德輝絕筆詩，謂葉在臨刑時索筆紙寫五言一絕，詩為慢擂三通鼓，西望夕陽斜，黃泉無客店，今夜宿誰家。此亦張冠李戴者歟。蓋葉以農(nóng)運方興，稻粱粟麥黍稷，雜種出世；會場擴大，馬牛羊雞犬豕，六畜成群一聯(lián)賈禍，則為事實。至于上述詩有謂系金圣嘆臨刑之口占，有謂系徐文長所作，雖不知究出何人手筆，但成在葉氏之前則可無疑，況此詩又并未見佳也。”此與孫詩甚相似，唯又說是葉大先生作，則又遲了五百年了。徐文長金圣嘆二說未曾聽過，存記于此，以廣異聞。廿四年十一月三日記于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