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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桑游記》三卷，王韜撰，明治十三年庚辰（一八八〇）東京栗本氏出版，鉛印竹紙，凡三冊。王氏以清光緒五年己卯（一八七九）春往日本，至秋歸上海，所記自閏三月初七日起至七月十五日止，凡一百二十八日，羅爾綱先生所見《東游縞纻錄》蓋其一部分，即上半也。黃公度作《日本雜事詩》成即在是年，《游記》卷中四月二十二日致余元眉書中亦云，“此間黃公度參贊撰有《日本雜事詩》，不日付諸手民，此亦游宦中一段佳話。”但他自己只是“日在花天酒地中作活，幾不知有人世事”，對于日本社會文化各方面別無一點關心。在四月三十日條下有一節云：

“日東人士疑予于知命之年尚復好色，齒高而興不衰，豈中土名士從無不跌宕風流者乎。余笑謂之曰，信陵君醇酒美人，夫豈初心。鄙人之為人狂而不失于正，樂而不傷于淫，具國風好色之心，而有《離騷》美人之感，光明磊落，慷慨激昂，視貲財如土苴，以友朋為性命，生平無忤于人，無求于世，嗜酒好色，乃所以率性而行，流露天真也，如欲矯行飾節以求悅于庸流，吾弗為也。王安石囚首喪面以談詩書，而卒以亡宋，嚴分宜讀書鈐山堂十年，幾與冰雪比清，而終以僨明。當其能忍之時，偽也。世但知不好色之偽君子，而不知真好色之真豪杰，此真常人之見哉。”他們這種名士派的才情本來我別無什么意見，但是這篇辯解文章讀了覺得很不愉快，文情皆浮夸不實，其人至多可比袁子才，若李笠翁鄭板橋還是趕不上了。在東京招待王氏的諸友人中有岡千仞者，于明治十七年甲申（一八八五）來中國游歷，著有滬上蘇杭燕京粵南等日記共十卷，總稱“觀光紀游”，于丙戌分三冊出版，其中有關于王氏的紀事可供參考。卷四滬上日記九月八日條下云：

“訪紫詮，小酌。曰，余欲再游貴邦，不復為前回狂態，得買書資則足矣。余笑曰，先生果能不復為故態乎。紫詮大笑。紫詮不屑繩墨局束，以古曠達士自處。李中堂曰，紫詮狂士也，名士也。六字真悉紫詮為人。”卷一航滬日記六月八日條下云：

“過樂善堂，晚餐。吟香曰，紫詮數說頭痛，如不勝坐者，恐癮毒。”又九日條下云：

“張經甫葛子源范蠡泉姚子讓來訪。談及洋煙流毒中土，余曰，聞紫詮近亦嗜洋煙。子源曰，洋煙盛行或由憤世之士借煙排一切無聊，非特誤庸愚小民，聰明士人亦往往嬰其毒。”此言王氏吸雅片，而辯護者又托辭于志士以此遣愁，此說最無聊，也極不可信。信陵君的事我們不知道，若平常一文人或下第或罷官，便自以為宇宙間最大冤屈，沉溺于酒色，或并吸大煙，真者已可笑，假者無非飾詞縱欲耳。《晉書》記文帝欲為武帝求婚于阮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如此之事可謂不得已，但豈平常的人所能模仿。卷七滬上再記十二月七日記在聚豐園與王紫詮晚餐事云：

“洋煙盛行，酒亭茶館皆無不具。曰，吃煙守度不必為害，其人往往保六七十壽。又曰，吃煙過度為癮，可畏，唯不受他病。此皆順為之辭者。”所云“曰”者，蓋皆紫詮之詞也。又二十三日與寺田望南訪紫詮，晚會于聚豐園，來者八九人：

“望南觀諸君就床吃洋煙，訝甚，曰洋煙果不可遏乎。紫詮曰，遏之極易。問之，笑曰，吃者殺之莫赦。又曰，洋煙何害，人固有以酒色致病而死者，以酒食之樂有甚于生者也，其死于煙毒何異死于酒色。此言雖戲有一理。”照這兩節看來，王氏的吃煙的態度更是明白，這已經不是排悶而完全為的是享樂了。岡氏系王之舊友，弄詞章而又談經濟，對于中國的洋煙深惡痛絕，日記中屢見，乙酉一月二日記與望南參觀煙窟事云：

“入室內，男女橫臥吃洋煙，顏無人色，為行僵尸間之思。一人熾炭，大釜煎物，惡臭滿室。望南問何物，曰制煙膏也。望南色然曰，此勝母里，盍回車。”卷二蘇杭日記八月一日條下云：

“余私謂非一洗煙毒與六經毒，中土之事無可下手。”則又決然下斷語，持與王紫詮的話相較，覺得此二游記的著者蓋不可同日而語矣。岡氏所云六經毒，不獨指科舉制藝，并包括考據義理在內，可謂有識。王氏在同光之際幾為知識界的權威，但脫不去名士才子氣，似乎終于是一個清客，不過在太平之時專門幫閑，亂世則幫忙而已。六月廿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