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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6月5日，黑夜。

男生宿舍樓的四層，走廊最深處的19號寢室，隔壁是堆滿雜物的儲藏室。未婚妻谷秋莎只來過兩次，說我住的地方連狗窩都不如，發誓要讓我有一個最寬敞舒適的家。

一個月后，我和她就要結婚了。

婚禮時間定在高考結束后，也是我調離南明高中，正式到市教育局上班之前。而我倆領取結婚證的時間，已定在兩周后的6月19日。

我剛跟未婚妻通了一個電話，還不敢告訴她今天的事，只說我可能遇到了一些麻煩，但很快就會過去的。

手表走到了十點鐘，這是谷秋莎的爸爸送給我的，還是在香港買的瑞士名表，一度引起教師辦公室的轟動。我本來都舍不得拿出來，生怕把光亮的表面磨損了，還是秋莎強迫我必須每天都要戴。

坐在寫字臺跟前，我來不及摘下手表，癡癡看著表面的玻璃，映出自己疲憊不堪的臉。自從大學畢業回母校做語文老師，我已單獨在此住了三年。雖然墻面有些脫落，天花板開裂發霉，只有一張搖搖欲墜的單人床，以及來自舊貨市場常飄雪花的彩電——但我仍留戀這間屋子，因為高中三年，也是在這間寢室里度過的。

那時屋里有三張床，各有上下鋪住了六個男生。1988年，高考前夕的深夜，其中一人上吊自殺，當我們在晨曦中醒來，看到一具尸體懸掛在電風扇底下……我不幸睡在上鋪，死人僵硬的身體晃在眼前，露出肚臍眼與我的雙目平行，仿佛一只眼睛在對我說話。

學校調查不了了之，只說他無法承受高考壓力，擔心落榜而走上絕路。這結果讓我們幾個室友都難以接受，連續做了幾周的噩夢。等到我們這屆畢業，再沒人敢踏入這間寢室，連同隔壁好幾間屋子，不斷傳出鬧鬼的說法，便全部被學校廢棄了。

四年后，我作為新晉教師歸來，也是南明高中唯一自北大畢業的老師。但我沒有房子，學校也無法解決住房問題，只能將這間兇屋辟作我的單身宿舍。

不過，下個月我就要搬家了，告別這間度過了六年的屋子。

新房是教育局分配的公寓，也算開了個特例，畢竟我踏上教師講臺僅僅三年——而許多教書一輩子都快退休的老人，三代人擠在狹窄漏水的破爛老屋，都沒機會分得這樣一套住房。兩個月前，我剛拿到新房鑰匙，市中心的二室一廳，教育系統能分配的最好條件，樓上住的就是市教委領導。未婚妻家里人幫我們張羅著裝修，昨天剛運進新買的進口家具與電器，其花費早就超過我一年工資。

我明白，不知有多少人羨慕我，嫉妒我，恨我。

雖然睡不著，我還是早早關燈躺到床上，沒過片刻就聽到敲門聲。忐忑不安地打開房門，卻看到中午那位警官，他的目光越過我的肩頭，掃視屋里各個細節。

“晚上好，申老師，我能否檢查您的房間？”

警官出示了一張搜查證，后面是學校的教導主任嚴厲，正以憐憫的目光盯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