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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古人說話也用文言文嗎

很多人以為古人在日常說話時也滿口“之乎者也”，擔心穿越回去不會說“文言文”，沒法和古人交流。這種擔心是多余的，因為古人日常交流用的也是白話文。

所謂文言文，是古人寫文章時用的書面語言。春秋以前，文言文與口語白話文的區別并不大，文言文實際上就是將商周時期的口語簡化后變形而成的。到了春秋戰國時期，文言文基本定型，以后的兩千年基本沒有變過。但口語白話文卻一直在變，變化的原因主要是受移民的影響，比如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所導致的語言變化。唐朝之后，白話文和文言文分離得更加明顯，人們平時說話和寫文章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那古人為何寫文章的時候不用白話文呢？這樣豈不是更方便讀懂嗎？白話文盡管容易讀懂，但真的不容易寫，因為用字太多。同等信息含量的內容，如果用白話文，會比文言文多出一倍的文字量。在紙張沒有發明前，古人在青銅器上鑄字、竹簡上刻字、絲帛上寫字，這些書寫材料都十分昂貴，而且書寫過程也很費勁。所以，古人為了省錢省力，寫文章的時候必須惜字如金，文言文這種精簡化的用語就體現了它的優勢。打個比方，您正在讀的這部書總共十余萬字，如果用竹簡寫成，需要近三十斤竹簡。如果百萬字的長篇小說用竹簡寫成，大部分人是買不起的。所以，古人用文言文的最初目的是為了省字控制成本。

東漢改進了造紙術，唐宋普及了印刷術。書寫材料便宜了，過程也不那么費勁了，為啥還用文言文呢？這主要是因為文化傳承的慣性，文言文格式穩定，言簡意賅，有表達優勢。另外，古代的知識分子用文言文還能提高自己的格調——這樣能把自己和普通的“吃瓜群眾”區分開來，通過體現文化的高低差異來獲得優越感。兩千多年來，使用文言文一直是讀書人的身份象征，直到新文化運動倡導白話文后，文言文的優越感才消失。

宋朝之后，隨著民眾閱讀的普及，白話文在書籍文章中的使用數量大大增多。宋代興起了一種新的文學形式“話本”，實際上就是說書藝人表演時使用的底本。這種話本融合了口語和書面語，產生了一種淺近文言體，即白話小說。此后的暢銷類小說基本都用白話文了，這樣讀起來比較貼近真實生活，而且大家都能讀得懂，四大名著就是此類小說的代表。今天的初中生讀四大名著就容易，但讀純文言體的《史記》就費勁多了。

宋朝之后的白話文和今天差別不大了，基本上都能看懂。史書上記載過一段宋代官府審問一個婦女的對話，這婦女砍傷了自己的丈夫，官府的原話是這樣說的：“是你斫傷本夫？實道來，不打你。”和今人說話相比，只是個別字的用法聽起來有些別扭，但不影響理解整句話的意思。

明朝時朱元璋寫圣旨也多用白話文，因為他的文化水平不高，用白話文方便點。朱元璋有一道圣旨下達抗倭令，要求抵御海盜，原話是這樣說的：“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告訴百姓們，準備好刀子，這幫家伙來了，殺了再說。欽此。”如此簡單粗暴的白話文，今天的小孩子也能聽懂，毫無違和感。

到了清朝，白話文和今天基本無異。性情中人的雍正皇帝，給大臣寫朱批的時候就時常冒出兩句白話文，用這樣的方式拉近與大臣的情感。比如：朕就是這樣漢子，就是這樣秉性，就是這樣皇帝。他甚至還給大臣寫過“你好么？”這樣今人常用的口語。

盡管古人講話也用白話文，但并不代表你穿越回去就能聽懂。因為同樣的白話文，古人的發音和今天不一樣。關于此問題，下一篇會詳細論述。

30 古人能聽懂我們說話嗎

前面講過，古人日常說話也講白話文。那穿越回古代，我們能不能和古人無障礙交流呢？答案是不能。因為古人即使講白話文，其白話文的發音也是古漢語發音，和我們現代漢語發音大不相同。

根據古漢語學者的研究，歷史上古代漢語的發音大致經過三個時期的變化，分別是上古音、中古音和近古音。上古音指從西周到漢朝的漢語發音；中古音指從南北朝到唐朝的漢語發音；近古音指從宋朝到清朝的漢語發音。（關于古漢語的發音分期，學界存在不同的觀點，此處只采用這種較為廣泛的說法。）

這三種發音之間的差距非常大，和現代漢語的發音更是天壤之別。比如說同樣是“青青子衿”這句話，三個時期的古漢語發音分別是：

上古音（周朝、秦朝、漢朝）：cen cen cilumu kelumu

中古音（南北朝、隋朝、唐朝）：ceng ceng ci ginmu

近古音（宋朝、元朝、明朝、清朝初年）：cing cing zi gin

聽起來是不是有點蒙，有點像外語？為什么古漢語的發音會有這么大的變化？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歷史上北方游牧民族不斷南遷，他們講的胡語與中原漢語融合，導致了漢語發音發生了重大變化。有的語言學家認為，今天的閩南語、粵語、廣東客家話和江浙吳語保留了一些古漢語的發音。原因就是最初的漢語使用者，在胡人入主中原的時候，不斷地向南遷，衣冠南渡，把最初的古漢語的發音帶到了南方，經過千百年的世事滄桑，至今還殘存著一些。比如，古漢語發音中有個入聲，在今天的普通話四個聲調中已經沒有了，但是在吳語粵語等方言里依然還有入聲。今天的日語和韓語里也保留著一些古漢語發音的元素，所以南方人在學日語發音時會感到一絲親切，學起來很順口。

有的人會感到疑惑：古代又沒有錄音機，你是怎么知道古漢語發音的？其實用不著錄音機，用拼音的方式就可以拼出古漢語的發音。古代沒有今天的漢語拼音，卻有一套類似拼音的文字注音體系，叫“反切法”。簡單地說，就是用兩個字為一個字注音。一般都會選擇兩個常用字來反切，前面的字取其聲母，后面的字取其韻母和聲調。比如山峰的峰，反切法注音為“房生切”，取“房”字的聲母f，取“生”字的韻母enɡ和聲調“一聲”，反切出來就是fēnɡ了。

中國人早在兩千年前就使用反切法了，今天學者通過隋朝的《切韻》等韻書可以復推出中古音系，但上古音的復推比較麻煩，還要借助親屬語言（比如藏語）的發音規律。但這些都是復推，不可能和古人完全一致。

有的朋友還疑惑：今天用普通話讀唐詩還是很押韻，怎么能說中古音和今天普通話發音不一樣呢？這是因為中古音的韻母和今天的韻母變化沒有太大，特別是平聲韻（句尾押韻字為一聲或二聲）的唐詩，今天讀起來依然押韻。但你若讀上古音時代的《詩經》，你就會發現不怎么押韻了。

古漢語發音是個很有趣的問題，但要記住：如果想穿越回古代干大事，一定要選擇好時代；否則，你穿回去可能連話都聽不懂。穿越有風險，選擇須謹慎！

31 中國方言的歷史起源

漢語是漢文化的重要載體，漢文化的博大精深在漢語方言的復雜性上體現得淋漓盡致。漢語不同方言間的差異，甚至大過歐洲不同種語言間的差異。比如說，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各自用本國語言是可以彼此交流的，丹麥人、挪威人、瑞典人之間各自用本國語言交流也基本沒多大障礙。但我作為一個東北人，聽江西同事給家里打電話，基本上就像聽外語一樣，完全聽不懂。好像最難懂的方言是溫州話，傳說抗戰時期，抗日武裝部隊都會用溫州人做情報員傳遞軍情，因為不怕被偷聽——聽也聽不懂。

按照現代通俗的分法，現代漢語可以整合劃分成為七大方言，即官話、粵語、吳語、客家語、閩語、湘語和贛語。每一種方言下面又可分為若干片區（大片區也稱次方言）。比如官話又分為北京官話、東北官話、冀魯官話、膠遼官話、江淮官話、中原官話、蘭銀官話和西南官話等八大片區。其中，北京官話就是普通話的藍本。同一方言的不同片區之間，差距有大有小。官話的不同片區間的差異就較小，互相之間是可以聽懂的。比如我是一個講東北官話的東北人，去大西北的陜西，能聽懂陜西話，因為陜西話屬于中原官話；我去大西南的四川，也能聽懂四川話，因為四川話屬于西南官話。官話之間，除了一些地方性的詞匯外，彼此間都能聽懂。但有的方言不同片區間的差異就非常大，差異最大的是閩語。比如說同屬于福建的福州和廈門都講閩語，但福州話屬于閩東片區，廈門話屬于閩南片區，彼此很難聽懂。

方言形成的原因是比較復雜的。比如原住民語言的影響、時間流逝導致的自身變化和地理環境的阻隔等，但最重要的因素還是歷史上移民導致的語言分化與聚合。比如，秦朝南伐百越，大量軍人、官員移民兩廣，促成了粵語的形成。再比如，北方游牧民族內遷，導致了北方官話語音的變化。所以，每一種方言的形成都有它背后的歷史原因。

有湖北宜昌的朋友就跟我說過，他們在外地說話總被認為是四川人。四川話是西南官話的代表，西南官話是云、貴、川、渝等地的方言，湖北也有一部分地區使用西南官話。為什么湖北人要講四川話呢？其實大家弄反了，并不是湖北人講四川話，而是四川人講湖北話。今天的四川人大部分并不是古代巴蜀人的后代，而是湖北人的后代。明朝時就有大量湖北人移民四川，更大規模的移民則是發生在清朝初年。明末有個農民起義領袖叫張獻忠，據說他小時候隨父親在四川販棗，被當地人欺負過，所以對川人懷有深仇大恨。他起義造反后，就帶著軍隊從陜西進入了四川，開始大肆屠殺。岷江以北的四川人，被張獻忠殺了大半，十室九空。所以清初康熙年間，清廷將大量湖北、湖南民眾遷去四川充實人口。因為清初兩湖地區是湖廣省，所以歷史上又稱此次事件為“湖廣填四川”。當時的湖廣人講的是當地的江淮官話，所以移民到四川后就將江淮官話帶到了四川，慢慢融合成了今天的西南官話。所以不是湖北話像四川話，而是四川話像湖北話。

四川地處大西南，而官話主要是在北方，為何四川話也屬于官話呢？剛才說了，四川話來自于明朝的江淮官話，江淮官話的代表則是明朝初期首都所用的南京話。朱棣在靖難之役后將明朝首都從南京遷到了北京，同時將南京話帶到了北京，慢慢形成了北方官話。所以，四川話和北方官話的源頭之一都是明朝的南京話，二者都屬于官話，四川也成為南方少有的講官話的地區。只是經歷了數百年的演變，四川話和北方官話聽起來已有差異了，但兩地的人彼此聽懂是沒有問題的。

再比如說，有的南京朋友去云南旅行，感覺云南一些地方的方言和南京話很像。這又是為什么呢？難道云南官話也來自南京？還真是！云南最早的原住民并不是漢族人，也不講漢語。雖然從戰國開始就有大量內地人移民云南，但始終未撼動云南原住民占大比例人口的地位。在語言上，新來的內地移民被當地人同化，慢慢地也就不怎么講漢語了。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明朝初年，朱元璋為了鞏固在云南的統治，向云南大量移民內地人口。移民來源主要有兩類：第一類是軍隊，明朝在云南建立了很多衛、所，相當于軍事駐屯區，所以不少軍人和軍屬移民到了云南；另外一類移民就是南京人，朱元璋定都南京后，對南京人不放心，認為他們“政治不合格”，所以就強行將大量南京人移民到云南。今天很多云南人的家譜上就會寫著，其祖上來自南京。明朝學者顧炎武就說：“初明太祖之下金陵也，患反側，盡遷其民于云南。”明朝的移民政策改變了云南的人口構成，來自內地的漢族移民開始成為云南人口的主體。大家都是移民過來的，若各自用原來的方言彼此就沒法交流了，而南京話使用人數眾多，又有政治地位，所以大家就逐漸都用南京話了。到了清朝，又有許多四川和湖廣的移民進入云南，新舊移民融合在一起，在南京話的基礎上慢慢形成了今天的云南話。明朝的南京話，其地位就是那個時代的普通話，也是云南話的源頭。所以，今天南京人聽云南話會倍感親切，畢竟五百年前都是近親。

有的朋友會產生好奇：中國這么多方言，古代又不能像今天這樣大力推廣普通話，那來自不同地區的人交流時豈不是得用翻譯？是的，的確有用翻譯的，特別是在對普通話一竅不通的閩語地區福建。文獻記載：清朝時有個叫朱潮遠的官員到福建辦理一個案子，堂審的時候身邊就得有翻譯在場，否則真聽不懂閩語。一國之內，不同地區的人得用翻譯才能聽懂對方說話，中華文化的確是太博大精深了！

32 古人如何取名字

一說到古人的名字，很多人都會蒙。尤其是在《三國演義》里，人物之間一會兒稱其名，一會兒呼其字。古人的姓、氏、名、字、號都有什么區別？稱呼的時候又該注意什么呢？接下來我們就詳細講講。

今天我們說的姓氏，在古代其實是兩樣東西，一個是姓，一個是氏。最先有的是姓，《通鑒外紀》解釋說：“姓者，統其祖考之所出。”意思是說：姓是為了統一大家共同的祖宗而創立，實質上就是一個部落族群的族號。原始社會就已經有代表族號的姓了，一般取之于地名。早期人類都會住在河邊，所以多用江河名為姓。比如說黃帝姓姬，是因為住在姬水附近。炎帝姓姜，是因為住在姜水附近。

另外，原始社會早期是母系氏族社會，在當時的婚姻制度下，孩子只知道母親是誰，不知道父親是誰。所以，最古老的姓里面都帶有女字旁或女字底，上古八大姓“姬、姜、姒、嬴、妘、媯、姚、姞”皆是如此。姓代表一個人的血統，所以同姓的人是不能通婚的。

到了父系氏族社會后，生產力水平提高，人口迅速增加。這時，原始部落無法承載所有人口，有的人就從部落分出去獨立門戶。為了給子孫后代區別獨立出來的家門，就產生了氏。《通鑒外紀》解釋道：“氏者，別其子孫之所自分。”意思是說：氏是為了讓子孫后代有各自的區別而創立，實質上是一個支脈的徽號。那時能獨立門戶出去的，多是部落里有實力的人物，所以有氏的，一般都是貴族，否則也不好意思給子孫后代起表家門的氏。平民和女人是沒有氏的，他們只有姓。我們可以這樣簡單理解：一個老祖宗的所有子孫都有一個共同的姓，哪個孫子發達了就出去自立家門，為了和窮親戚們“劃清界限”，可以再給自己創個氏。

先秦時的貴族男子，一般只稱氏而不稱姓。因為姓是一個血統共用的，高低人等都有，而氏更能體現其高貴身份。在《史記》中，司馬遷稱秦始皇為趙政，很少稱其嬴政，因為嬴是他的姓，而趙是他的氏。司馬遷的稱法，較符合當時的真實情況。嬴政為啥以趙為氏呢？因為秦始皇當年在趙國出生，故以趙為氏。

到了秦漢時期，基本沒人用姓了，所以姓與氏也不再區分了。今天我們說的姓氏，絕大多數情況僅是最初的氏，而并不含姓。

今天我們說的名字，在古代也是兩樣東西，一個是名，一個是字，其區別在于“幼名冠字”。所謂“幼名”，意思是說名是幼年用的，一般是孩子出生三個月后，長輩給取名。所謂“冠字”，意思是說字是成年后才有的。冠在古代是成年的意思，古代男子20歲行冠禮，民間也有15歲行冠禮的，行了冠禮就代表這個人成年了。成年了就得取個供平輩和晚輩叫的稱號，這就是字。

古人都有名和字，一般來說，名和字的含義是相互呼應關聯的，或者說字的含義可以用來解釋名。比如諸葛亮，字孔明，亮和孔明意思接近。周瑜，字公瑾，瑜和瑾都是美玉。古人稱呼名和字是非常有講究的，除了長輩，別人都只稱你的字。《岳陽樓記》里，范仲淹寫的是“滕子京謫守巴陵郡”，子京就是字，他的原名是宗亮。平輩之間直呼名字是非常無禮的行為，所以古人罵人時才會“指名道姓”。即便是君主或上級，也不會貿然稱臣下的名，除非是想表達不滿。但臣下自稱的時候，一般會用自己的名，表示恭敬和謙卑。所以，諸葛亮在《出師表》中的第一句就是“臣亮言”，而不是“臣孔明言”，這就是自稱名以表示恭敬。

至于號，則是人的外號，大多是文人給自己取的雅號。“東坡居士”就是蘇軾的號，所以世人也稱其為蘇東坡。有時候號被使用習慣了，人們都忘記了他原有的名字，比如鄭板橋，板橋就是號，燮才是名，今人只知道鄭板橋，而不知鄭燮。人們通常根據自己居住地的特征取自己的號，比如蘇軾號東坡居士，估計他家東面有山坡。陶淵明號五柳先生，因為他家門前有五棵柳樹。至于歐陽修號六一居士，并不是因為愛過六一兒童節，而是代表“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再加上歐陽修本人，合為“六一”，是為“六一居士”。

33 古人如何計算年份

所謂紀年方法，是指人們計算年份的方法。古人很早就意識到日子不能稀里糊涂過，特別是年份，要有先行后續的概念，以便我們“知遠近、較長短”，于是各種紀年方法就應運而生。紀年的關鍵，在于確定一個起始年份，然后累計。古代中國是紀年方法最豐富的國家，那么都有哪些紀年方法呢？

比較早的是“王位紀年法”，即以君主即位那年為紀年起始，累計紀年，又叫君王即位年次紀年法。這種紀年方法多見于周朝，周王室以周王即位年次紀年，各諸侯國也用自己君主的即位年次紀年。比如《左傳》中的曹劌論戰篇，開頭第一句就是“十年春，齊師伐我”，這里的“十年”指的是魯莊公十年。《左傳》是一部為《春秋》作注解的史書，而《春秋》是魯國的史書，所以《左傳》里的紀年都是以魯國君主的即位年次紀年的。

中國歷史上最早有明確記載的紀年年份是“共和元年”，這就是一個王位紀年法。共和元年是公元前841年，那一年周厲王因統治無道被趕下了臺，共伯和攝政，代行天子事，于是那一年就紀年為“共和元年”。王位紀年法第一次被記載，居然是一個君主被趕下臺的年份，這實在頗具諷刺意味。從共和元年起，中國歷史的記載就從來沒有中斷過了，盡管紀年方法有很多種，但歷史一年接著一年地被記載下來，直到今天。近三千年的歷史記載，一年也未中斷，這是我們中華文明的驕傲！

古代最常用的紀年方法是“皇帝年號紀年法”。它與王位紀年法的區別在于：每個皇帝都有一個專門用于紀年的年號，以年號啟用那年為開始，累計紀年。這種紀年方法始于漢武帝建元元年，即公元前140年。開始的時候，一個皇帝在位期間并非只有一個年號，用幾年可能就換一個年號，這叫“改元”。老皇帝死了，新皇帝即位，又會啟用新的年號，但這不叫“改元”，而叫“建元”。古代發生重大意義的事件時就會改元，以示紀念。比如漢武帝的“元狩”年號，是因為漢武帝在狩獵時獲得了一只珍奇異獸，所以改元。衛青和霍去病北擊匈奴大獲全勝，這件事就發生在元狩四年，即公元前119年。

漢武帝在位55年，共使用了11個年號，其年號數量在歷史上排第三。排第一的是女皇帝武則天，她在位21年，共使用了18個年號。生活在武則天時代的人，真心不容易，有可能活著活著就忘記自己生活在哪一年。明清兩朝的皇帝，多是一人一個年號，所以后世多以年號稱呼皇帝，比如永樂皇帝、康熙皇帝等。年號的使用，還代表著正統與歸化。清朝康熙年間，江南文人編纂“明史”，書中有些地方不用清朝年號而用了明朝年號，康熙皇帝因此震怒，處決了七十多人。

年號紀年法對東亞文化圈內其他國家的影響也很大，古代的朝鮮、日本、越南也有自己的年號紀年。從唐朝開始，日本學習了中國的年號制度，至今沿用了一千多年，共使用了247個年號。本書出版的2019年，也是日本天皇年號的平成三十一年。日本選年號多從中國古典文獻找出處，最愛用的是《尚書》和《周易》。就在王老師寫這本書期間，日本公布了即將即位的新天皇的年號“令和”，這個年號打破了一千多年來從中國古典文獻找出處的習慣，是第一個從日本古典文獻《萬葉集》找出來的年號。

今天我們中國仍在使用一種古代紀年法——“干支紀年法”。干支紀年法是利用“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的排列組合來排序紀年，又名“天干地支紀年”。相傳，天干和地支創立于黃帝時，最初用于祭祀與占卜。天干地支紀年使用的時候，先用第一個天干分別與12個地支順次組合，然后再用第二個天干分別與12個地支順次組合，以此類推排序紀年。天干有10個，地支有12個，10與12的最小公倍數是60，所以每60年天干地支就會輪回一遍。因為每個輪回中的第一個年份都是甲子年，所以古代又將60年稱為一“甲子”。

古人在記錄歷史大事件時，有的會以年號命名。比如北宋范仲淹的慶歷新政，慶歷就是宋仁宗的年號。岳飛《滿江紅》里寫的“靖康恥”，靖康就是北宋最后一個皇帝宋欽宗的年號。用年號紀年的好處是可以迅速知道大致時間段，但確定不了具體時間點。而干支紀年能夠確定時間點，所以很多大事件都以干支紀年命名。比如甲午戰爭，甲午年是1894年；戊戌變法，戊戌年是1898年。但干支紀年60年一輪回，對于時間久遠的事，就可能會弄混。所以古人也會將年號紀年與干支紀年組合使用，年號在前，干支在后，這樣紀年就能更加準確無誤。比如《核舟記》中的“天啟壬戌秋日”就是這種組合紀年法。

古代其實還有一種“大事件紀年法”，以大人物出生的年份或大事件發生的年份為紀年起始。比如黃帝紀年，即以黃帝創制歷法那年為紀年元年。辛亥革命時，就曾以公元前2698年為黃帝紀年元年，使用了一段時間的黃帝紀年，隨后被公元紀年取代。民國時期還用過民國紀年，就是以民國建立那年為元年，這也屬大事件紀年法的一種。今天的中國臺灣地區依然使用民國紀年，與公元紀年并用。

因為這個紀年方法的問題，王老師還鬧過一個笑話。當年讀大學時，我接待過一個臺灣大學生夏令營。接待時發現其中有一美女，遂暗中觀察，發現她佩戴的名牌上寫著出生年份為“76年”，我以為是1976年，當時就蒙了——難道她是老師？一問才知道，此“76年”為臺灣地區的“民國七十六年”，也就是1987年。

紀年方法的演變，體現了歷史與文化的變遷，也體現著文明的傳承。然而，近年聽說有人提議要恢復中國傳統紀年方法，更有甚者主張停用公元紀年，美其名曰是為了弘揚傳統文化，增強文化自信。但我覺得這種形式主義要不得。已經進入歷史的東西，我們尊敬與研究是對的，但真要把作古的東西從歷史塵埃里扒拉出來接著用，那就有點嘩眾取寵了。

34 元旦與陰歷、陽歷的起源

“元”，意為開始、第一。“旦”，意為早晨。元旦，就是新年第一天的意思。元旦作為節日，在我國有三千多年的歷史了，只是最初不叫元旦，而叫元正、元日、元辰等。“元旦”第一次出現是在唐朝。但是古代的元旦和今天的元旦并不是同一天，因為古代的歷法與今天不同。

中國古代使用農歷，今天一般也稱為陰歷。這種稱法并不嚴謹，確切地說，農歷不是陰歷，而是“陰陽歷”。陰歷是以月亮繞地球的運行周期為基礎制定的歷法。月亮一個陰晴圓缺周期是一個月，又叫朔望月。一個朔望月的精確時間為29日12小時44分2.8秒。陰歷將12個朔望月定為一年，所以陰歷一年是354天多一點。陽歷則是以地球繞太陽的運行周期為基礎制定的歷法，所以又叫太陽歷。地球公轉一周即一個春夏秋冬輪回是一年，又叫一個回歸年。一個回歸年的精確時間為365天6時9分10秒。陽歷將一年劃分成12個月，大月31天，小月30天，2月28天。

簡單說，陰歷以月亮為參照，先有月，后有年；陽歷以太陽為參照，先有年，后有月。用陰歷可以看月亮的陰晴圓缺，用陽歷可以看季節的春夏秋冬。早期人類文明大多采用陰歷，比如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古希臘、古羅馬。因為月亮比較容易觀測，30天左右就能觀測一個輪回。不像太陽，365天才能觀測一個輪回。心疼古代那些陽歷的制定者，一年不用干別的，就觀測太陽了。

中國古代最初也用陰歷。但陰歷有一個問題：12個朔望月是354天，比一個回歸年的365天少了11天。這樣的話，每過一個陰歷年，時間就會提前11天。月份就會越來越提前，和季節對應不上。不過這難不倒聰明的中國古人，他們將陰歷與陽歷相結合——用朔望月來確定月，也用回歸年確定年，二者差的天數通過設置閏月的方式補齊。比如說我們用農歷時會出現“閏四月”的情況，就是過完了四月又再過一個閏四月。這個臨時加入的閏四月，就是為了湊齊陰歷與陽歷差的天數。

中國古代的各種傳統歷法都屬于農歷的范疇，其原理基本一致。但是，古代我們并不稱這些歷法為農歷。直到20世紀60年代，“農歷”的名稱才出現，因其歷史上長期指導農業生產而得名。農歷結合了陰歷和陽歷的優點，實際上是一種陰陽合歷。歷朝歷代有很多版本的農歷，現行農歷是沿用了清朝的《西洋新法歷書》，它是四百多年前的歐洲耶穌會傳教士湯若望和中國天主教徒合力編撰的。

中國古代的元旦就是按照農歷確定的，農歷新年第一天為元旦。秦朝時的農歷，以十月定為一年首月，所以十月初一是元旦。漢武帝時，使用新的農歷，將正月定為首月，正月初一就是元旦。此后的二千年，我們的元旦實際上就是農歷的大年初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