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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旅途中仔細地考慮了這樁差事，心里不無顧慮。因為看不見斯特里克蘭太太那副痛不欲生的樣子，現在我能夠更冷靜地看待這件事。我發現她的舉手投足頗有自相矛盾之處，這讓我感到大惑不解。她確實非常悲傷，但為了激起我的同情，她竟然會將悲傷表演給我看。她的痛哭流涕顯然是經過精心準備的，因為她在身邊放了大量的手帕，我特別佩服她的深謀遠慮，但回想起來，這也許會讓她的眼淚沒有那么動人。我無法確定她希望她的丈夫回家，是因為還愛著她丈夫，還是因為害怕人言物議。我忍不住懷疑在她支離破碎的心里，除了夫妻反目造成的酸楚，是否也混雜著虛榮心受損帶來的痛苦——這種動機在年輕的我看來是很可恥的。那時候我尚未明白人性是多么的悖謬，我還不知道真摯誠懇底下也許埋藏著矯揉造作，高風亮節背后可能隱匿著卑鄙無恥，也不知道無賴惡棍心里或許存留著良善之意。

但我這次旅行不無激動人心之處，隨著巴黎越來越近，我的情緒逐漸高漲起來。我也站在演戲的立場上看待自己，我很喜歡我飾演的角色：一個肩負重托的朋友，準備將誤入歧途的丈夫帶回去，交給豁達大度的妻子。我決定第二天傍晚再去見斯特里克蘭，因為我出自本能地感覺到和他見面的時間必須經過精挑細選。打動別人感情的事放到午飯之前做是很難見效的。反正當年我自己總是沉浸在愛情的幻象里，但只有喝過下午茶之后，我才能想象結為連理的幸福。

我在自己留宿的酒店打聽查爾斯·斯特里克蘭住的地方。它叫做比利時酒店。但讓我意外的是，前臺服務員居然從沒聽說過。據斯特里克蘭太太所說，那是一家奢華的大酒店，坐落在里沃利大道[55]后面。我們在導游圖里找。唯一叫那個名字的酒店在莫納街[56]。那個區域不是很時髦，甚至不是很體面。我搖搖頭。

“我敢肯定不是這家。”我說。

服務員聳了聳肩膀。巴黎沒有第二家酒店叫那個名字。我突然想到，斯特里克蘭終歸還是不想讓人得知他的住址。他把我知道的這個地址告訴他的合伙人，也許只是想跟那人開個玩笑。不知道為什么，我隱隱覺得這種幽默的行為很符合斯特里克蘭的作風：把一個怒火沖天的股票經紀人引來巴黎，騙他到某條破落街道上某家聲名狼藉的旅舍去出盡洋相。雖則如此，我覺得最好還是去看個究竟。隔日下午六點，我叫了輛馬車前往莫納街，但在路口就下了車，因為我想步行到那家酒店，先在門口打探一番再進去。那條街有許多為滿足窮人的需求而開設的小店，大概在街道的中段，在我前進方向的左邊，就是比利時酒店了。我住那家酒店已經夠普通的，但和這家比起來簡直是金碧輝煌。比利時酒店是一座破敗的高樓，外墻看上去應該有許多年沒粉刷過，因為它非常骯臟邋遢，周圍的房子反倒顯得干凈整潔。那些落滿灰塵的窗戶緊閉著。查爾斯·斯特里克蘭和那位勾引他舍棄名譽責任的無名美女肯定不會在這樣的地方逍遙快活。我非常惱火，因為我覺得自己被耍了，我差點轉身就走。我走進去詢問，只是為了能夠告訴斯特里克蘭太太我確實盡力了。

酒店的大門在一家店鋪旁邊。它是開著的，進門就能看到一塊牌子：前臺在二樓。我沿著狹窄的樓梯爬上去，上樓之后發現有個類似盒子的小房間，用玻璃隔起來，里面擺著一張桌子和兩把椅子。外面有條長凳，估計前臺服務員的漫漫長夜就是在這上面度過的。我看不到人影，但有個電鈴下面寫著“服務員”。我按了鈴，服務員馬上出現了。他是個賊眉賊眼、面目可憎的年輕人。他穿得很隨便，腳上趿拉著室內拖鞋。

我不知道我為什么要盡可能以大大咧咧的口氣去詢問。

“斯特里克蘭先生住在這里嗎？”我問。

“三十二號房。在七樓。”

我驚詫莫名，半晌說不出話來。

“他在嗎？”

服務員看了看前臺里一塊木板。

“他沒把鑰匙留下。你自己上去看看吧。”

我想不如趁機再問他一件事。

“太太也住這里嗎？”

“只有先生一個人。”

服務員狐疑地目送我上樓。樓梯光線陰暗，空氣沉悶。到處彌漫著難聞的霉味。爬到五樓時有個穿著睡衣的女人把門打開，她頂著亂蓬蓬的頭發，默默地看著我走過。最后我終于爬到七樓，敲了敲三十二號房的門。房間里傳來一陣響動，房門被打開了一半。查爾斯·斯特里克蘭站在我面前。他沒有說話。他顯然沒有認出我是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