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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著莊嚴肅穆之圣山（喜馬拉雅）、奔流不息之圣河（恒河）的印度，似乎命中注定要成為宗教大國。因為那里有太多西方聞所未聞，中國絕不會有，其他民族也完全無法想象的東西。

比如“種姓制度”。

種姓制度是印度的“土特產”。簡單地說，就是把人分為四個等級：婆羅門（祭司）、剎帝利（國王和武士）、吠舍（平民）、首陀羅（奴隸）。這就叫“種姓”，梵語叫“瓦爾那”，意思是“顏色”。因為雅利安人的皮膚是白的，被征服的土著則是深色。此外，還有“旃荼羅”（賤民），是“不可接觸者”，比首陀羅地位還低。種姓與生俱來，世襲不變；種姓之間則壁壘森嚴，嚴禁通婚。制度最嚴的時候，一個“賤民”如果不小心被高級種姓的人看見，就得躲起來自殺謝罪。

這是典型的不平等制度。

為這種制度提供思想武器、理論依據和精神支持的，是婆羅門教。唱對臺戲的，則是佛教、耆那教和錫克教。佛，就是“覺悟者”；耆那，就是“勝利者”；錫克，就是“學習者”。他們也都是種姓制度和婆羅門教的“反對者”。是啊，佛性常在，眾生平等，每個人的血都是紅的，為什么要分等級？神在乎的只是你的“覺悟”、你的“勝利”、你的“學習”，而不是你的“出身”。[8]

自由平等的旗幟，終于被高高舉起。

佛教和耆那教創立之日，也正是孔子大講仁愛之時。但到中國的西晉變成東晉那會兒，改革后的新婆羅門教（印度教），卻在笈多王朝的大力支持下勃然復興，以壓倒性優勢卷土重來，最后變成印度共和國的第一宗教。

這，又是為什么？

道理也很簡單：孔雀王朝滅亡后一千多年間，印度半島北部飽受外族的侵略和蹂躪。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催生了雅利安人強烈的民族認同感。這是需要宗教力量的。慈悲為懷的佛教，苦行主義的耆那，顯然不合時宜。能夠完成這一歷史使命的，只有雅利安色彩濃厚鮮明的婆羅門。

身份認同，同樣重要。

比如猶太。

如果說印度人面對的是“苦惱”，那么猶太人面對的就是“苦難”。沒有哪個民族像他們那樣災難深重，一次次妻離子散，一次次國破家亡。也許，只有耶路撒冷第二圣殿遺址上的那座“哭墻”，才知道他們流過多少淚水。[9]

事實上，猶太教的真正創立，就在他們集體受難之時。公元前586年，也就是釋迦牟尼出生前二十年，中國春秋的楚共王討伐鄭國那年，耶路撒冷被新巴比倫國王尼布甲尼撒夷平。從國王、貴族、祭司到工匠，上萬猶太人被戴上手銬腳鐐擄往巴比倫，史稱“巴比倫之囚”。

這就太需要“救世主”，也太需要“認同感”了。《舊約》的前五篇，即所謂“摩西五書”，就是在這個時候由他們的“先知”整理編寫出來的。于是就有了這樣的奇跡：不可勝數的弱小民族一旦國家滅亡、人員流散，就再也不可能作為一個民族而存在；唯獨猶太人，即便再流亡一千八百年，也依然會作為一個偉大的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

現在，我們知道宗教能給人們什么了。

第一是“安全感”，因為有神的保佑和庇護。第二是“自由感”，因為真正的信仰只能發自內心。第三就是“身份認同”。對于宗教徒而言，說“我是佛教徒”，就跟說“我是泰國人”沒什么兩樣，甚至還更親切。

宗教，是沒有國界的國家。

那么，我們民族為什么沒有宗教，也不需要宗教？

天上人間

因為中國人是“天下主義者”。

什么叫“天下主義”？就是“世界主義”，或“人類主義”。在天下主義者看來，國家不過是天下一分子，就像大家族中的小家庭。因此，真正的人，只屬于天下，不屬于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