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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自由。

自由是城市的特質。

的確，城市比農村安全，也比農村自由。如果是商業城市，就更自由。比如16世紀尼德蘭南方中心城市安特衛普城內，交易所門前懸掛的標牌便是“供所有國家和民族的商人使用”；[4]中世紀歐洲某些自治城市則規定，逃亡的農奴如果在城里住夠了一年零一天，他便成為自由人。由此，還產生了一句民諺——“城市的空氣使人自由”。[5]

當年的上海就是這樣。二戰期間，上海甚至敞開大門接納了大量被納粹追殺迫害的猶太人。沒有城墻的上海，反倒是安全的。

是的，此時無墻勝有墻。

其實，如果僅僅只有安全的需要，城市和國家都并非必需。氏族和部落的土圍子就已經很好。然而，哪怕它好得就像福建客家人的土樓，四世同堂，固若金湯，土圍子的封閉性也終歸大于開放性。[6]因此，在那里不會有使人自由的空氣，弄不好還會相反。

必須有一種新型的聚落，既能保證安全，又能讓人享受到充分的自由。

這種新型的聚落，就是城市。

新聚落（城市）與老聚落（土樓）的最大區別，在于里面住的不再是“族民”，而是“市民”。市民的關系一定是“超血緣”的。他們之間的交往、交流和交易，也一定會超出地域的范圍，打破族群的界限，甚至雜居和混血。

這就必定產生出兩個新的東西，一是超越了家族、氏族、胞族、部族的“公共關系”，二是與此相關的“公共事務”。處理這樣的事務和關系，氏族部落時代的辦法和規范已不管用。管用的，是擁有“公共權力”的“公共機關”，以及如何行使權力的“公共規則”。這個“公共規則”，就叫“法律”；這個“公共權力”，就叫“公權”；這個“公共機關”，就叫“國家”；而代表國家行使權力的人，照理說就該叫“公職人員”或“公務員”，甚至“公仆”。

以城市為標志，國家誕生。

也就在這天，“或”變成了“國”。

變成了國的或不再是氏族和部落。它的人民也不再是“族民”，而是“國民”。國民就是依靠公共權力來處理公共關系和公共事務的人民，國家則是利用公共權力來保證國民安全與自由的公共機關。因此，對于國家和國民，頭等大事都是如何看待公共權力——交給誰？誰來交？怎么用？

不同的國家模式和體制，由此產生。

民主的模樣

愛琴海早晨的陽光從來就很迷人，雅典的居民也大多起得很早。作為城邦的當家人，伯里克利早早吃完簡單的早餐，就吻別女友辦公去了。

他的女友是外籍居民，因此只能同居，不能結婚。

這事很讓伯里克利頭疼，因為這意味著他們生下的兒子小伯里克利，將不能成為雅典公民。當然，外籍居民的待遇并不差，同工同酬，來去自由。他們所做的貢獻，也能得到城邦的承認和尊重。比如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史學之父希羅多德，便都是外籍居民。但除非特許，外籍居民不能擁有政治權利，對城邦的公共事務也沒有發言權，哪怕他是伯里克利的兒子。

更糟糕的是，這條關于公民資格的法律，恰恰是伯里克利執政期間，由他本人提出的。只不過，那時還沒有這位讓他神魂顛倒的同居女友。

這真是不折不扣的作法自斃。

但伯里克利只能咽下苦果，盡管他是雅典城邦最有權勢的人。事實上，伯里克利不僅位高權重，而且對城邦的貢獻無與倫比。正是在他的治下，雅典走向輝煌，達到鼎盛，以至于這個時期被稱為“伯里克利的黃金時代”。這個時期的雅典，也被伯里克利本人驕傲地稱為“希臘人的學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