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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匆匆那年》電影上映時，這本小說的總發行量超過200萬套，而寫這本書的時候，我的家人和朋友都不知道我在寫一本小說。

那時我24歲，沒有閱歷，也并不懂得人生。我只是在記敘我感受到的我們年輕時的樣子，似乎對世界給我們貼的標簽很不服氣，有點迫不及待地想要告訴他人，看看，你們都不知道，這才是真正的我們。

現在想想那時的我有種稚嫩的可愛。羅蘭·巴特說，可愛是個呆板的詞，但這可愛卻令我勇往直前，抵達了比我最初想象要遙遠得多的地方。

《匆匆那年》的出版并不順利，那種注定成功的傳奇故事開頭在我身上沒有上演。雖然現在青春文學獨成一派炙手可熱，但在8年前的內地還沒有專屬于它的名詞，那時沒什么人去寫這樣的故事。一位出版商找到我，說要出我的書，但是她先潑了我冷水，她說她很喜歡我的作品，不過還是不能給我豐厚的稿費。

“你其實寫穿越或是盜墓可能會更火。”她很遺憾地跟我說。

我因此沒抱什么特別的期待，唯一肯定的是，不管火不火，我都不會寫穿越或是盜墓。

我那時的編輯也是個菜鳥，《匆匆那年》早上入庫，我們倆用qq互相祝賀，我讓她幫著看看1萬本書的庫存怎么樣，她看了下系統，說是零。她說可能是庫存系統壞了。就在我們吐槽著0這個數字時，發行部門通知她要加印了，因為小說一入庫就被訂光了。

那年圖書銷售榜首不是穿越也不是盜墓，是《匆匆那年》，后來大家都把它叫作青春文學。

我突然感到，原來不只是我，有很多的我們想要另一種表達，不是被評判，而是去訴說，訴說我們最初的美好、最后的遺憾。

所以，《匆匆那年》才能在這么多年里一直得到這么多人的喜歡。

有一次我在餐廳里和朋友聊天，談起關于《匆匆那年》的一些事情，隔壁坐了一對情侶，我們正說著話，他們走了過來。男孩問我，是不是《匆匆那年》的作者九夜茴，我詫異地回答“是”。他們很激動地講了他們的故事，就像陳尋和方茴，他們曾經深愛又分開，但因為讀了這本書，不想留下那么深的遺憾，男孩才去尋回了這個女孩。

我看著他們對望微笑，就好像越過了時光，看見了我的陳尋與方茴。

對于青春，我總是有一些執念，始終認為不管說什么大話，“有一顆年輕的心”都是一種托詞。我們還是變老了，開始有了白頭發和小皺紋，對這個世界的看法也變得越來越固定。

慢慢地，我們離最好的年紀很遠了。

一生中只有這么一個美好的階段，那是上帝給我們的最好的禮物。

有時候，我會在家里翻出很多那時候的東西，比如上課傳的小紙條、誰誰送的小物件，每個盒子打開都是一個故事。

這些故事在我們的記憶里扎根，即使我們可能會慢慢變老，離我們的青春越來越遠，沒關系，我們總有一段故事在那里，回頭看看，我們的青春就是那樣子，多好。

2015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