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歌提示您：看后求收藏（詩鼎小說網網www.wholeit.com.cn），接著再看更方便。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要堅持繼承和發展相結合

1.0版經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馬克思通過對資本主義生產過程（資本直接生產過程、資本流通過程和資本主義生產總過程）的研究，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一系列規律。

2.0版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所面對的是在經濟發展落后的國家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其目標是盡快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因此2.0版的政治經濟學更多地關注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試圖通過不斷調整生產關系以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3.0版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要堅持繼承和發展相結合，在發展方面要考慮到時代發展新變化、中國社會發展新階段、改革開放新實踐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出現的新問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應為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生產方式和與之相適應的生產、交換關系以及政治、國家關系。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內容

1.研究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生產方式

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1）生產的性質：首先是商品生產；是經濟全球化時代的商品生產；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進入信息化和互聯網時代的商品生產；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社會主義公有制占主體地位條件下的商品生產。

（2）生產的目的：最大限度地滿足社會全體成員對生命安全、環境保護以及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用黨的十九大報告的提法，就是要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社會需要”，逐步達到全面共享、共同富裕。

（3）生產的過程和機制：這是一個需要著重加以研究的問題，要研究生產、交換、分配、消費諸環節之間的相互作用；研究生產的動力（創新驅動力）、結構（產業結構、城鄉結構、區域結構的協調）、環境（綠色發展）和國內外市場（對外開放）等。

近年來我國出現的產能過剩實質是結構性過剩，是過剩與短缺并存。例如，我國高性能不銹鋼的產量遠遠無法滿足國內發展的需要，目前世界高性能不銹鋼的產量約為30萬噸，而中國的產量只有1萬噸。長期以來，我國缺“核”少“芯”的問題一直存在，目前國內近八成的芯片依賴進口，其中高端芯片進口率超過九成，“芯片”也超過石油成為國內第一進口大戶。我國大飛機制造的發動機全部要靠進口，液壓、傳動和控制技術等關鍵零部件也很欠缺。雖然現在自主品牌的汽車也在迅速發展，但汽車發動機、變速箱全是外國企業生產的。我國是醫藥大國，但以仿制國外藥物為主，仿制藥占比超過90％，外資醫療設備壟斷國內市場，高端醫療器械的70％～80％依賴價格昂貴的進口或外資品牌；如此等等。習近平指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必然選擇，是經濟發展新常態下我國宏觀經濟管理必須確立的戰略思路。必須把改善供給側結構作為主攻方向，從生產端入手，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側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推動我國經濟朝著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方向發展。”習近平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從“生產端入手”，實質上就是要從生產方式入手，是完全正確的。

2.研究與之相適應的生產、交換關系

生產關系包括所有制的多元關系、分配的多種關系、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城鄉之間的關系、區域之間的關系、中央和地方的關系等。交換關系包括日益發達的國內交換關系（國內市場）、日益擴大的國際交換關系（國際市場）；要警惕新時期商品交換關系的肆意入侵、商品（貨幣、資本）拜物教的滋生和蔓延等。

3.研究與之相適應的政治、國家關系

（1）這是唯物史觀的題中應有之義。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同時后者對前者又具有反作用。政治和經濟是不可分割的，經濟是政治的物質基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馬克思指出：“實際上國家不外是資產者為了在國內外相互保障自己的財產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種組織形式……因為國家是屬于統治階級的各個個人借以實現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該時代的整個市民社會獲取集中表現的形式，因此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一切共同的規章都是以國家為中介的，都帶有政治形式。”毛澤東在評論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修訂第三版時明確指出：“這本教科書只講物質前提，很少涉及上層建筑……政治經濟學和唯物史觀難得分家，不涉及上層建筑方面的問題，經濟基礎即生產關系的問題不容易說得清楚。”

（2）這在經濟思想史上也可得到佐證。

“經濟”的古希臘詞源是指家庭或莊園的管理。政治經濟學概念的首次提出是1615年，法國重商主義學者蒙克萊田在《獻給國王和王后的政治經濟學》中把“經濟”從家庭（莊園）管理層面拓展為國家治理層面。而古典經濟學嚴格地說就是政治經濟學。19世紀初德國歷史學派的著名代表李斯特認為，在個人與整個人類之間有一中介體——國家，在現實情況下，各個國家的發展水平是不同的，比較落后的國家要趕上先進的國家或者不受后者的欺壓，必然要依靠國家的干預。李斯特稱自己的學說為國家主義經濟學，以與所謂的世界主義經濟學相對立。馬克思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的序言中，第一次公布了該書的六冊結構計劃，即《資本》《土地所有制》《雇傭勞動》《國家》《對外貿易》《世界市場》。“國家”成了馬克思構建政治經濟學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3）改革開放40年中國經濟發展的“奇跡”充分證明經濟發展不能離開政治的作用和國家的干預。

從20世紀70年代末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全國農村的推廣、80年代鄉鎮企業的興起，到城市國有企業改革的逐步推進，直至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從1980年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經濟特區的設立、開放沿海港口城市、開發開放上海浦東，直至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全面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從1984年提出實行有計劃商品經濟到1992年明確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積極應對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到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從鄧小平提出的“分三步走”實現現代化的戰略目標到習近平提出的實現兩個100年的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等，哪一項、哪一步不和政治的作用和國家的干預有關？

西方主流經濟學標榜所謂“價值中立”，鼓吹經濟學要遠離政治，完全否定國家干預的必要性，似乎只有這樣才能顯示其“學術性”和“科學性”，這不僅嚴重脫離實際，而且是十分虛偽、自欺欺人的。現在的問題不在于承認不承認政治、國家對經濟發展作用的存在，而在于政治、國家關系如何與社會生產方式、經濟基礎相適應，如何對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發揮必要的積極的正面的作用。習近平多次強調，我們黨面對著十分復雜的國內外環境，肩負著繁重的執政使命，一定要具備戰略思維能力，要站在時代的前沿和戰略全局的高度觀察、思考和處理問題，從政治上認識和判斷形勢。要做到既抓住重點又統籌兼顧、既立足當前又放眼長遠、既熟悉國情又把握世情，在解決突出問題中實現戰略突破，在把握戰略全局中推進各項工作。這種戰略思維，就不能單純從經濟角度看問題，而是要把經濟和政治、中國和世界綜合起來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