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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是南美洲窮苦人民對格瓦拉簡短的昵稱，也幾乎成了相當時期內在他們之間秘密流傳的神圣暗語。

這個神圣的暗語生于一九二八年，是西班牙人和愛爾蘭人的后裔，年輕時就習慣于獨身徒步長旅，結識和了解社會最底層的卑賤者。他所獻身的革命游擊戰在古巴獲勝之后，這位卡斯特羅的密友，這位全國土地革命委員會主席和國家銀行行長，因為失望于勝利以后的現實，突然從所有公眾場合銷聲匿跡。

十月，卡斯特羅公布他留下來的一封信，信中只是說：“因為其他國家需要我微薄力量的幫助”，他決定去那些國家重新開始斗爭。這位命中注定的“國際公民”，這位被哲學家薩特稱為“我們時代完美的人”，后來在剛果和玻利維亞等地的故事，我是從一部錄像帶里看到的。錄像帶有些陳舊模糊，制作者顯然是一個西方主流派的文化人。在他的鏡頭下，格瓦拉消瘦蒼白，冷漠無情，偏執甚至有些神經質，是一個使觀眾感到壓抑和不安的游擊戰狂人。即便如此，狂人在雨夜叢林中的饑餓，在群山峻嶺中衣衫襤褸的跋涉，在戰火中的身先士卒以及最后捐軀時的從容——還有孤獨，仍然深深烙印在我的記憶里。

他流在陌生異鄉的鮮血，他被當局砍下來然后送去驗證指紋的雙手，無疑是照亮那個年代的理想主義閃電——盡管關于他的錄像帶，眼下是最滯銷的之一，最沒有人要看的之一。租帶店的青年這樣告訴我。

與格瓦拉同時代的吉拉斯，則是另一種類型的理想者。與前者不同的是，吉拉斯不是選擇了更左的道路，而是從右的方向開始了新的生命——當時他同樣官階顯赫位極人臣，一九五三年出任南斯拉夫的副總統、國會議長，是鐵托最為器重的同志和兄弟。他的第一本書傳入中國，是六十年代中期在部分紅衛兵中偷偷翻印和傳閱著的《新階級》，與遇羅克的《出身論》同時不脛而走。在我讀過的一本油印小冊子上，作者當時的譯名叫“德熱拉斯”。讀到他的第二本書則是八十年代了，《不完美的社會》討論了宗教、帝國主義、現代科技、所有權多樣化、暴力革命、民主、中產階級等等問題，給我的印象，作者對這個世界有清醒的現實感，拒絕相信任何“完美”的社會模式。他描繪了資本主義正在汲收社會主義（比方社會福利政策），稱社會主義也必須汲收資本主義（比方市場經濟）。他的很多觀點，無異于后來大規模改革的理論導引。

因為發表這些文章，加上因為公開在西方報刊撰文同情匈牙利事變等等，他不但被剝奪了一切職務，而且三度入獄，被指責為革命的罪人。他不是沒有預料到這樣的后果，不，他是自己選擇了通向地獄之路。當他打算與同僚們分道，他滿心哀傷和留戀，也不無臨難的恐懼。《不完美的社會》中很多論述我已經記不大清楚了，但有一段描寫歷歷在目：這是一個舊貴族留下的大別墅里，燈光輝煌，豐盛的晚宴如常進行，留聲機里播送著假日音樂。在一群快樂的黨政要人里，只有吉拉斯在燈光照不到的暗角里，像突然發作了熱病。他看到革命前為貴族當侍者的老人，眼下在為他的同僚們當侍者。他看到革命前為貴族拉貨或站崗的青年，現在仍然在風雪中饑餓地哆嗦。唯一變化了的，是別墅主人的面孔。他突然發現自己面對著一個刺心的問題：勝利的意義在哪里？

就是在這個夜晚，他來回踱步整整一個夜晚。家人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也不愿用他的想法驚擾家人。但他決定了，決定了自己無可返程的啟程。如果他一直猶豫著，該不該放棄自己的高位，該不該公示自己的批判，那么在天將拂曉的那一刻，全部勇敢和果決，注入了他平靜的雙眼。

歐洲一個極為普通的長夜。

這個長夜是一個無可爭辯的證明：同情心，責任感，親切的回憶，挑戰自己的大義大勇，不獨為左派專有。這個長夜使所有經過了那個年代的我們羞愧，使我們太多的日子顯得空洞而蒼白。

吉拉斯的理論深度不夠我解渴，某些看法也可存疑。但這并不妨礙我的感動。

我慶幸自己還有感動的能力，還能發現感動的亮點，并把它與重要或不重要的觀念剝離。我經歷大學的動蕩，文場的糾紛，商海的操練，在諸多人事之后終于有了中年的成熟。其中最重要的心得就是：不再在乎觀念，不再以觀念取人。因此，我討厭無聊的同道，敬仰優美的敵手，蔑視貧乏的正確，同情天真而熱情的錯誤。我希望能夠以此保護自己的敏感和寬容。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吉拉斯的理論是不太重要的，與格瓦拉的區別是不太重要的，與甘地、魯迅、林肯、白求恩、屈原、譚嗣同、托爾斯泰、布魯諾以及更多不知名的熱血之軀的區別，同樣是不太重要的。他們來自不同的歷史處境，可以有不同乃至對立的政治立場，有不同乃至對立的宗教觀、審美觀、學術觀、倫理觀……一句話，有不同乃至對立的意識形態。但這些多樣的意識形態后面，透出了他們彼此相通的情懷，透出了一種共同的溫暖，悄悄潛入我們的心靈。他們的立場可以是激進主義也可以是保守主義，可以是權威主義也可以是民主主義，可以是暴力主義也可以是和平主義，可以是悲觀主義也可以是樂觀主義，但這并不妨礙他們呈現出同一種血質，組成同一個族類，擁有同一個姓名：理想者。

歷史一頁頁翻去，他們留下來了。各種學說和事件不斷遠退，他們凝定成記憶。后人去理解他們，總是濾取他們的人格，不自覺地忽略了他們身上的意識形態殘痕。他們似乎是各種不同的樂器，演奏了同一曲旋律；是不同軌跡和去向的天體，輝耀著同樣的星光。

于是，他們的理想超越著具體的目的，而是一個過程；不再是名詞，更像一個動詞。

他們也是人，當然也有俗念和俗為，不可能沒有意識形態局限，難免利益集團的背景和現實功利的定位。挑剔他們的不足、失誤乃至荒唐可笑，不是什么特別困難的事。在當今一些批評家那里，即便再強健再精美的意識形態，都經受著懷疑主義的高溫高壓，也面臨著消解和崩潰的危險，何況其他。隨便拈一句話，都可以揭破其中邏輯的脆弱，詞語的遮蔽，任何命題的測不準性質，于是任何肖像都可以迅速變成鬼臉。問題在于，把一個個主義投入檢疫和消毒的流水線，是重要而必要的；但任何主義都是人的主義，辨析主義坐標下的人生狀態，辨析思想賴以發育和生長的精神基質和智慧含量，常常是更重要的批判，也是更有現實性的批判，是理論返回生命和世界的入口。

意識形態不是人性的唯一剖面。格瓦拉可以過時，吉拉斯也可以被消解，但他們與仿格瓦拉和偽吉拉斯永遠不是一回事。他們的存在，使以后所有的日子里，永遠有了崇高和庸俗的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