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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歐語系雖品種繁多，但同出一源，其中有拉丁語一分為多，有日耳曼語一分為多，分家兄弟仍分享著幾分相似的容顏，是大同小異或明異暗同。

此后，英語在英倫三島上形成，作為“三次入侵和一次文化革命”的產物，被丹尼爾·笛福視為“羅馬撒克遜丹麥諾曼人”的共同創造，其中包括了日耳曼與拉丁兩大語流的別后重逢，可視為發生在歐洲邊地的遠親聯姻。

由此不難理解，英語雖為混血之物，仍承印歐語系的自家血脈，與各個親緣語種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一位南歐或中歐人學習英語，或多或少仍有親近熟悉之便，不似中國人一眼望去舉目無親，毫無依傍，缺少入門的憑藉。

另一方面，漢語曾被沙漠和高山局限在東亞，是十六世紀以后一個民族逐漸淪入虛弱時的語言，雖有一份恒定與單純，卻缺乏在全球擴張的機會。可以比較的是，英語憑借不列顛帝國和美利堅超級大國的兩代強勢，在長達近三百年的時段內，由水手、士兵、商人、傳教士、總督、跨國公司、好萊塢影片、bbc廣播、微軟電腦軟件等推向了全球，一度覆蓋了和仍在覆蓋世界上的遼闊版圖。在這一過程中，物種一經遺傳就難免變異，規模一旦龐大就可能瓦解。英語離開母土而遠走他鄉，實現跨地域、跨民族、跨文化的結果，竟是變得五花八門和各行其是。盡管“女王英語”通過廣播、字典、教科書等等，仍在努力堅守標準和維系破局，但不同的自然條件、生活方式以及社會形態，使散布在歐、美、澳、非、亞的各種英語變體，還是無可挽回地漸行漸遠。到最后，世界上不再有什么標準英語，只有事實上“復數的英語”——包括作為母語的英語、作為第二語的各式英語，包括貧困民族和貧困階層那里各種半合法的“破英語”。高達五十萬的英語詞匯量，比漢字總量多出十幾倍，就是分裂帶來的超大型化，大得讓人絕望。一個英美奇才尚無望將其一網打盡，中國的學習者們又豈能沒有力不從心的沮喪？

更重要的是，生活是語言之母，任何繞過相應生活經歷的語言學習必定事倍功半。當英語僅僅作為一門外語時，在學習者那里常常只是紙上的符號，無法鏈接心中的往事，于是類似沒有愛情的一紙婚約，沒有歲月的一張日歷，或者是庭院房屋已經消失的一個住址，沒有生命感覺的注入，不是活的語言。學習者們不一定知道，英語中所有尋常和反常的語言現象，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不過都是歷史的自然遺痕。在過去的十幾個世紀里，英語是先民游牧的語言，是海盜征戰的語言，是都市和市民階層頑強崛起的語言，是美洲殖民地里勞動和戰爭的語言，是澳洲流犯、南洋商人以及加勒比海地區混血家庭的語言，是南非和印度民族主義運動的政治語言，是資本主義技術精英在硅谷發動信息革命的機器語言……中國人置身于遙遠的農耕文明，沒有親歷這諸多故事，對英語自然少不了經驗障礙；如果對這一切又沒有足夠的知識追補，真正進入英語無異于緣木求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