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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書地理制》稱：“凡一渠之開，一堰之立，無不記之。”這當然是農業時代的地圖。你可以想象那時候的地圖編繪者，大多時候只能以舟船代步，因此凡河流總是記錄周詳；最關心水源與灌溉，因此渠堰塘壩決不遺漏，田地與山林的標記也力求準確。

同樣的道理，你可以想象工業時代的地圖編繪者，是一批西服革履的新派人物，出行有機器相助，于是行舟的河道讓位于火車和汽車的交通線；最關心礦藏與冶煉，于是礦區與廠區的位置在地圖上星羅棋布地冒出，沿海的貿易港口也必然醒目。至于渠堰塘壩，如果不宜完全刪除，也只能在視野里漸漸隱沒。

你還可以想象西方殖民地圖的編繪者，是一些挎著單發手槍和喝著葡萄酒的將軍，在轟隆隆的一陣炮擊后踏上了新的土地，既不懂當地的農業也不太在意當地的礦業，沒有什么工夫去考察或者測量，更沒有必要去顧及河勢、山形以及族群分布對于劃界管理的意義，于是新的地圖在慶典或談判中產生，在占領者的鵝毛筆和三角板下產生，一頓飯的工夫就可以把世界重新安排——很簡單的事情么。美洲與非洲的很多國界就是他們的杰作，一條條生硬的直線，沿緯線或經線劃定，透出下筆者當年的倉促和漫不經心，透出歐洲將軍們簡捷明快的風格。

文明還在演變。對于眼下的有些人來說，農業的、工業的以及軍事占領者的地圖都不重要了。一個消費的時代正在到來，旅游圖與購物圖成為了他們更常用的出行指南。這些地圖在車站、機場、賓館、大商場、旅游點一類地方出售，附錄于圖的，多是高檔消費場所的廣告，多是出售珠寶、首飾、古董、高爾夫、自然風光、名牌時裝、別墅、美食甚至色情的地方。誰都看得出來，這些地圖是為什么人準備的，是為這些人的什么準備的。任何人都能夠在這些地圖面前意識到，世界已經和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在好多國家或地區，農業和工業都不再是成為經濟活動的主體，獲利最豐的新興行業，恰恰以遠離自然物質為普遍特征，所需原材料微乎其微，賺錢常常只靠一個人腦和一臺電腦，寫字樓幾乎就是生財的最大印鈔廠。人們還需要那些過時的地圖嗎？

高速公路和噴氣客機的出現，改變了時間與空間的原有關系。時間而不是空間成為距離更重要的內涵——這需要一種更新的地圖。老地圖以比例尺和實際長度實測為基準，作為馬車夫和帆航水手時代的產物，只能描述一個刻板和同質的三維世界，對于今天的很多旅行者來說，不再有什么意義。長與短，讓位于慢與快。根據交通工具的不同，從上海到郊縣的漁村，可能比從上海到香港更慢。從北京到洛杉磯，可能比從北京到大興安嶺林區的某個鄉鎮更快。隨著時間因素的引入，隨著金錢兌換時間成為可能，隨著高速公路和噴氣客機航線的延展，一種四維地理學幾乎呼之欲出：在這種新地理學里，各大經濟核心地區之間實際上有了更緊密和更近切的聯系，核心地區和附近邊緣地區之間的距離反而遙遠——我們不妨把這種距離稱為“時間性空間”。一個香港富商搭“波音的”，把波音飛機當作隨手招停的街頭的士，在紐約、倫敦、法蘭克福、上海、北京、臺北、東京、新加坡之間來回如梭，感覺就是推開籬笆門在村子里串一串門。他若想跳出這個現代化交通網絡，試著到本土的漁村或林區走上一遭，倒會有關山無限前路茫茫的為難——他可能會圓睜雙眼：哇，拜托啦，那么遠的地方怎么去？

一種隱形的四維地圖，正是當代強勢者們感覺中實際的地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