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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諸子百家里，多是有益世道人心的“善言”，不大倚重客觀實證的“真理”——善在真之上。

除墨家、名家、道家有一點抽象玄思，其余只算得上政治和倫理的實踐心得匯編。少公理，多政策；少邏輯，多經驗；有大體原則，多靈活變通——孔子謂之曰“權”，為治學的最高境界。

多權變，難免中庸和中和，一般不會接受極端和絕對。“物極必反”、“否極泰來”、“過猶不及”、“相反相成”、“因是因非”、“有理讓三分”、“風水輪流轉”、“退一步海闊天空”……這些成語和俗語，都表現出避免極端和絕對的心態。墨子倡“兼愛”之公心，楊子倡“為我”之私心，都嫌說過了，涉嫌極端和絕對，所以只能熱鬧一陣，很快退出知識主流，或被知識主流收掉。

與此相適應，中國傳統的各種政治、經濟、社會安排也從來都是混合形態，或者說是和合形態。幾千年的歷史上，沒有出現過標準的奴隸制社會，有記載的奴婢數量最多時也只占人口的三十分之一（據錢穆）。沒有出現過標準的封建社會，中央政府至弱之時，郡縣官僚制也從未解體，采邑割據形不成大勢。更沒出現過標準的資本主義社會，盡管明清兩代的商業繁榮曾雄視全球，但“紅頂商人”們亦官亦儒亦俠，怎么看也不像是歐洲的中產階級。這樣數下來，歐洲知識界有關社會進步的四階或五階模式，沒有一頂帽子適合中國這個腦袋，于是馬克思只好留下一個“亞細亞生產方式”存而不論，算是留下余地，不知為不知。

說到制度模式，中國似乎只有“自耕小農官僚國家”的一份模糊，既無純粹的公產制，也無純粹的私產制，與歐洲人走的從來不是一路。

從春秋時代的“井田制”開始，歷經漢代的“限田法”、北魏的“均田法”等等，私田都是“王田”（王莽語），“王田”也多是私田，基本上是一種統分結合的公私共權。小農從政府那里授田，繳什一稅，寬松時則三十稅一，差不多是“責任制承包經營”，遇人口資源情況巨變或者兼并積蔽嚴重，就得接受政府的調整，重新計口派田，再來一次發包，沒有什么私權的“神圣不可侵犯”。后來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的土地改革政策，也大都是國家導控之下“耕者有其田”這一均產傳統的延續。

很多學者不大習慣這種非“公”非“私”的中和，甚至不大愿意了解這一盆不三不四的制度糨糊。特別是在十六世紀以后，歐洲的工業革命風云激蕩，資本主義結下了甜果也結下了苦果，知識精英們自然分化出兩大流派，分別探尋各自的制度公理，以規制人間越來越多的財富。

流派之一，是以“公產制”救世，這符合基督教、伊斯蘭教——尤其符合猶太教的教義。作為西方主要教派，它們都曾提倡“教友皆兄弟姐妹”的教內財產共有，閃爍著下層貧民的理想之光。歐洲早期社會主義者康帕內拉、圣西門、傅立葉等，不過是把這種公產制由宗教移向世俗，其中很多人本身就是教士。接下來，猶太人馬克思不過是再把它從世俗倫理變成了批判的政治經濟學。顯而易見，共產主義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在某種意義上只是歐洲文化幾千年修煉的終成正果，對于缺乏宗教傳統的中國人來說當然有些陌生。公產制在表面詞義上能與中國的“公天下”接軌，正如“自由”、“民主”、“科學”、“法制”等等也都能在中國找到近義詞，但作為具體制度而不是情感標簽的公產制一旦實施，連激進的毛澤東也暗生疑竇。針對蘇聯的國有化和計劃經濟，他在《政治經濟學筆記》一文中曾多次提出中國還得保留“商品”和“商品關系”，并且給農民留下一塊自留地和一個自由市場，留下一線公中容私的遺脈。劉少奇等中共高層人士雖然也曾膜拜過公產制教條，但遇到實際問題，還是軟磨硬抗地抵制“共產風”，一直到八十年代后推廣責任田，重啟本土傳統制度的思路，被知識界譽之為“撥亂反正”。

流派之二，是以“私產制”救世，這同樣是歐洲文化幾千年修煉的終成正果。游牧群落長于競斗，重視個人，優勝劣汰乃至弱肉強食幾乎順理成章。在世俗領域里，不僅土地和財富可以私有，連人也可以私有——這就是奴隸制的邏輯，也就是蓄奴領地、封建采邑、資本公司等一系列歐式制度后面的文化背景。這種文化以“私”為基礎，既沒有印度與俄國的村社制之“公”，也沒有中國郡縣制之“公”。可以想象，這種文化一旦與工業化相結合，自然會催生亞當·斯密和哈耶克一類學人，形成成熟的資本主義理論。與此相異的是，中國人有“均富”的傳統，“通財貨”的傳統，“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傳統，最善于削藩、抑富、反兼并——開明皇帝和造反農民都會干這種事。董仲舒說：“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為盜，驕則為暴。此眾人之情。圣者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于驕，使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于憂。”董仲舒在這里強調“眾人之情”，差不多是個半社會主義者，但求一個社會的均衡的安定：貧富有別但不得超出限度，私產可積但不可為禍弱小。在這樣一個社會里，“中和”精神重于“零和”規則，私中寓公，以公限私，其制度也往往有一些特色，比如鄉村的田土公私共權，表土為私有，底土為公有，國家永遠持有“均田”的調劑權利，實際上是一種有限的土地私有制，較為接近當今的土地責任承包制。

需要指出的是，這種制度可能不是實現生產集約化和規模經濟的最佳安排，但它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至少能花開別處：第一，使無法得到社保福利的農民有了基本生存保障；第二，進城的農民工有了回旋余地，一旦遭遇經濟蕭條，撤回鄉村便是，與歐洲當年失地入城的無產階級有了巨大區別，不至于導致太大的社會動蕩。在九十年代的亞洲金融風暴期間，很多中國的企業訂單大減，但正是這種土地制度為中國減震減壓，大大增強了農民工的抗風險能力，非某些學者精英所能體會。

由此看來，“共產風”曾經短命，“私有化”一再難產，這就是中國。中國不追求“化”，不習慣極端與絕對，其優勢或劣勢可能都在于此。中國知識界曾師從蘇聯，后來也曾師從美國，到底將走出一條什么道路，眼下還難以預料。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中國以其獨特的歷史傳統和文化資源，以其獨特的資源和人口國情，不可能完全重復蘇聯或美國的道路，不可能在“姓社”還是“姓資”這個二元死局里憋死。

如果說歐洲代表了人類的第一階現代化，蘇聯和美國代表了人類的第二階現代化，那么假使讓中國及其他發展中國家成功進入第三階現代化，中國很可能以思想創新和制度創新，向世人展示出較為陌生的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