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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歐洲古文化傳統里，法制就是宗教的人間化，宗教就是法制的天國化。我們看亞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學》，就可以體會出古希臘人那種追求公理的勁頭。他們追求一種普遍和絕對的定規。這種定規用于心靈，就成了宗教；用于物質，就成了科學；用于社會，就成了法制。

不難理解，亞里士多德經常把這種絕對和普遍的公理，稱之為“法律”，也稱之為“神律”，顯示出他的公理化思維，一頭連通法制，另一頭連通宗教。宗教、科學、法制，是公理化思維這一根藤上結出的三個瓜。

英國的李約瑟說過，公理化大傳統源于幾何學，有古希臘人長于造船、航海以及造房子的知識背景。當時的幾何學就是最講求定規的，比如三角形的勾股定律，放之四海而皆準，還不絕對和普遍？豈能被懷疑？有些公理甚至無須從實踐中歸納，可以依靠邏輯來演繹，比如數學中的虛數，在實踐中沒有，但就是有用；還有化學元素表，里面有些元素是先驗的產物，先有分子式的推演，后來才被實踐驗證。這些公理還不“神”？這還不是“法”？

歐洲人就是靠這些公理活過來的，因此習慣于信規則，講規則，求規則，守規則，在中國人看來有點“認死理”，有點“一根筋”，其宗教、科學、法制都有共同的風格，其實也就是有共同的文化基因。他們的領導人叫ruler，就是管尺子的人，管規則的人。相比之下，中國人最不“認死理”。《易》經就是講變化的經，“易”就是變易。佛學到了中國成了禪宗，也放棄定規，所謂“法無定法”。孔子算是執著和刻板一點，但也說“權”是最高學問，“權”就是權變，辯證，靈活處事。所以中國的領導人叫“掌權者”，是能夠把握“權變”的人。

中國人講孝，但忠孝不能兩全時，孝可以放棄。中國人講忠，但皇帝犯了錯誤時，可以“格君心之非”，還可以像孟子那樣把“弒君”正名為“除暴”。總之是不恪守什么定規，重結果不計較程序，重目的不拘泥手段。孟子還說：大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一般來說，中國人最少教條主義，最少機械論，但體現在社會行為上，就是變通有余，規范不足，就是人治大于法治，德治大于法治。有時簡直太沒有規矩了，就像毛澤東自己夸耀的：“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無法”，就是沒有法制；“無天”，就是沒有上帝，即沒有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