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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價值傳統的基本內涵

中國價值經過三次革命最終形成了中國價值傳統。這是從縱向的研究即歷史的研究來看的。那么我們從橫向比較來看，中國的價值思想——中國的價值傳統——的基本內涵有哪些？

第一，“天人合一”“以人為本”。這種思想源于中華民族的先賢并在周代逐漸形成，以后又進一步演化和發展。天人合一，最終還是要以人為本。天地自然本身并無價值，但是當天地自然孕育了人類，滋養了人類，天地自然也就有了價值。所以是人賦予天地萬物以意義。天地創造人類，人一旦產生就成為萬物之靈者。王陽明在《大學問》中開篇說：“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這就把“天人合一”“以人為本”的思想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第二，“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天地萬物，人在其間。“天人”問題實質上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其核心則是人之“生命”問題，也就是人的生命創造和人的價值問題。所以說，中國哲學從根本上說就是生命哲學。然而，一切“生命”都源于“自然”。人的存在首先是生命的存在，也就是自然的存在。“天地！缊，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系辭下》），這是一個自然的過程。但“萬物化生”之后，即生命一旦產生就有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在遠古先賢的表述中，這種關系就是天人關系或人地關系。于是就有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的說法。

第三是“樂天知命，率性自由”。孔子說：“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論語·憲問》）。孟子說：“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孟子·盡心上》）。這里的命，一方面是“自我之命”，另一方面是“在天之命”。“自我之命”可知，而“在天之命”不可知。但人的本能是希望通過“自我之命”來通達“在天之命”。這就是“知命”的渴望。這種知命的渴望影響到人們的快樂和幸福，即所謂“樂天知命”。這里說的是我們每個人自己的命。然而，中華民族還有一個共同的命。《詩經》里面講“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這個命是使命。我們的使命是什么，就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第三，“中庸之道，和而不同”。《中庸》說：“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在這里“和”是價值，是目的，而“中”既是方法也是價值。一方面，“和”必須通過中庸之道達成，而中庸也只有在“和”的狀態下實現。另一方面，所謂“致中和”，就是將目的、方法和過程統一起來看，“中”也就具有了價值意義，即“中庸之為德也”（《論語·雍也》）。但要通過“中”庸之道實現“和”，就必須承認“不同”為前提，即“和而不同”，只有“不同”，才有“和”，正所謂“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國語·鄭語》）。所以，中國傳統承認價值的多元性，使人們各得其所，各得其樂，合作而不爭，從而實現和諧發展。和不是統一，是多元，和而不同是統一和多元的統一。今天世界上各個民族的文化，歐美的、中國的、印度的等，誰更有生命力呢？我覺得中華文化更有生命力，因為它中庸，中庸才有長久的生命力。

第四，“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孔子將仁作為人類社會的最高理想，所以并不是個人處世的匹夫之仁或小恩小惠的婦人之仁，而是治理有方、為民造福的大仁大義。孔子生在禮崩樂壞的時代，即將進入大爭之世，人與人之間競爭激烈，為了私利人們毫不留情。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孔子提出“克己復禮為仁”。所謂“克己”就是克服個人的私欲，利欲、權欲，孔子認為克己復禮，仁在其中，“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論語·顏淵》）。宋明理學實現了仁的“形上學”飛躍。他們首先把仁與天地自然連接起來。張載曾說，“乾稱父，坤稱母”“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張載，《西銘》），提出以天地為父母，要“體天地而仁民愛物”（王夫之，《張子正蒙注》）。這種仁，既是對同類的仁愛，也是對天地萬物的仁愛。宋儒還進一步將“仁”與“理”連接起來。程頤曾說：“醫家以不認痛癢謂之不仁，人以不知覺不認義理為不仁”（《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卷第二上）。“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卷第十五）。

價值指引人民，價值指引中國。一方面，中華民族經數千年來反復磨礪，形成了自身獨特的價值傳統，另一方面，這一價值傳統指引中華民族不斷進化和發展，形成獨特的民族性格，它已融入中華民族的血液中，形成獨特的文化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