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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歷史·小說·歷史小說——寫在《李娃》前面

歷史與小說的要求相同，都在求真。但歷史所著重的是事實，小說所著重的是情感。記不得什么人說過這樣的話：“歷史，除了人名地名以外，都是假的；小說，除了人名地名以外，都是真的。”對歷史學者來說，這話未免過分，不過由這兩句話中所顯示的強烈的對比，的確可以看出歷史與小說在本質上的差異與作為上的沖突——這是我所深切體驗過的。

投身于歷史的領域中，如果不談義理，只講考據，幾乎純然屬于一種科學的研究。考據只是發掘事實，闡明事實，重懷疑，更重證據。而小說需要編造“事實”，即所謂“故事的構想”，這是小說作者最起碼的一項本領。這個故事在客觀的現實中是不是可能發生，不值得太注意；要注意的是，作者是不是能使讀者相信在過去、現在或未來中會有這樣的故事發生。

因此，歷史的考慮與小說的考慮，在我們的思維上構成截然不同的兩種狀態：實際與空想、謹慎與放縱；只能求一，不可得兼。所謂“大膽的假設”，雖為想象的放縱，但此假設不是憑空的假設，仍需摸索到一點可能性，才有假設出現；同時在“大膽的假設”之后，緊接著的是“小心的求證”，復歸于實際與謹慎。而小說不需要求證，小說作者基于生活體驗而致全力于假設，一個個不同的假設出現在腦中，經過沖突、修正、發酵、融合而成為完整的故事，所謂“以意為之”，在小說作者是當然之事，而對歷史學者來說，就成了一句罵人的話。

對于歷史的研究，我只是一個未窺門徑的“羊毛”，但我一直對歷史具有濃厚的興趣，并曾以虔敬的心情，徒步去朝拜歷史的殿堂；雖不幸半途而廢，而如村夫愚婦，朝山進香，在一步一拜的艱難行程中，至少已讓我深深體會到已窺奧妙的歷史學者的成就，是如何的得來不易，以及朝拜途中，迷失于云山霧罩的人，卻自以為見到了縹緲仙山，歸來以后，大談其三千朱闕、十二碧城，是如何的自欺欺人得可笑。

我無法去追求歷史興趣的滿足，是由于我無法舍棄小說的寫作。在我著迷于曹雪芹身世考證的時期，對于小說的構想，變得異常低能。胡適之先生的“拿證據來”這句話，支配了我的下意識，以至于變得沒有事實的階石在面前，想象的足步便跨不開去。小說寫作是我的志業，既然與考據工作發生了沖突，那么我唯一所能做的事，便是從故紙堆中鉆了出來。

不過，放棄歷史的研究，并不等于失卻歷史的興趣。桓溫、唐太宗、劉仁軌、范仲淹、戚繼光、清世宗、胡林翼、喻培倫，等等，常會出現在我的腦中。因此，我一直想嘗試著寫一寫歷史小說。這是一種想兼得魚與熊掌的奢望。

這個念頭起了已不止一年，我也曾找過許多題材，而終于廢然罷手，唯一的癥結，仍在歷史與小說的性質的基本沖突上面。歷史必須求真，是一條絕對的法則；而小說作者對人物的處理，具有完全的自由，也是一條絕對的法則。真人真事，通過小說的技巧，剪裁增刪，必非絕對的真。我敢斷言，即使是自傳體的小說，像《儒林外史》《紅樓夢》，與吳敬梓、曹雪芹的真人真事，也是有出入的。

在歷史與小說之間，我無法找到兩全之道。且讓我舉個例做具體說明。

我曾見過一段記載，說明太祖第八子——封在長沙的潭王，是陳友諒的兒子。洪武十三年，胡惟庸謀反，潭王牽連在內，夫婦倆焚宮自殺。這個簡單的傳說，通過小說的手法，可以發展為一個極其壯烈的悲劇，因為明太祖在潭王，一方面是深受養育之恩的皇父，一方面卻是殺父辱母的仇人；由復雜的恩怨發展為政治的斗爭，終于造成倫常劇變，而且反映了明朝——甚至于中國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明太祖因胡惟庸之反，遷怒而侵奪相權。這是一部所謂大小說的題材，但必為歷史學者所嚴厲指斥，因為沒有實在的證據可用以支持我的假設。這就是我所以不敢試寫歷史小說的最大原因。

然而，我終于要來嘗試一下了。

以虛構的人物，納入歷史的背景中，可能是歷史研究與小說寫作之間的兩全之道。歐洲許多小說采用這樣的方法，黎東方博士也向我說過這個主張。但是虛構歷史上的人物，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歷史小說應合乎歷史與小說的雙重要求，小說中的人物，要求其生動、突出；歷史小說中的人物，還得要求他或她能反映時代的特色，武則天是武則天，慈禧是慈禧，她們的不同，不僅僅是服飾的不同。如果在五光十色的歷史背景之下，相去千百年的人物，表現了同樣的人生哲學、同樣的感情狀態，乃至于同樣的生活習慣，那是件不可思議的事。

由于自知虛構歷史人物的不容易，一直不敢輕易動筆。最近承本刊（《李娃》最早刊發于《聯合報·副刊》——編者注）編者的好意，一再鼓勵，我決定挑選唐人傳奇、元明雜劇中的若干故事，改寫成現代形式的長篇小說。第一篇是《李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