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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下旬聽說半農搬了房子，是嚴幾道的舊居，我便跑去一看，承半農領了我去看他很好的客室，書齋，以及花園假山之后，再回到客室來喝茶，他拿出一包原稿，先叫我看，再叫我做序。雖然我剛在看《日知錄》，“人之患在好為人序”這句話還熱辣辣地記在心里，而且也實實在在地覺得序之難做，但是我立即答應了，因為老朋友的命令不好違背，半農的書要我做序我總肯做，只要書里邊所說是我有點懂的。

這回的書卻不是半農自己的，乃是他的大女公子從法文譯出的一本朝鮮童話集。對于故事歌謠我本來也有點兒喜歡，不過最初的興趣是在民俗學的一方面，因為那時我所讀的三字經是兩本安特路闌所著的《神話儀式與宗教》，不免受了他的許多影響。近來在文學史的一方面感到一點興趣，覺得這是文學的前史時期的殘存物，多少可以供我們作想象的依據。我在《冰雪小品選序》上說過，“我想古今文藝的變遷曾有兩個大時期，一是集團的，一是個人的，普通文學史上所記大都是后期的事，但有些上代的遺留如歌謠等，也還能藉以推知前期的面影的百一。在美術上便比較地看得明白，繪畫完全個人化了，雕塑也稍有變動，至于建筑，音樂，美術工藝如瓷器等，都保存著原始的跡象，還是民族的集團的而非個人的藝術，所尋求表示的也是傳統的而非獨創的美。”民間師徒傳授的制度最能保存此類民族的藝術之精神，學子第一要銷除其個性，漸自汩沒于種性之中，一旦豁然貫通，便若有神憑依，點畫刻鏤，丹黃渲染，揮灑自如，如扶乩筆，雖出一手，而飫眾心，蓋其一筆一色之間實涵有千百年傳統的力焉。耳口相傳的藝術其流動性自然較多，但是其成分與形式總還有一種軌范，雖然一件藝術品未必能如浪漫的想象那樣可以是一個群眾或委員會的出產，總之是經過他們的試驗與鑒可，有如秀才們的考試一般。所以，歌謠故事在當作文學看之后，有不少的文學史的意義，因為正如英國麥加洛克主教所說，童話正是“小說之童年”，而歌謠也實在有些是詩的祖母，有些雖然也是詩的孫女。

現在講到朝鮮的童話，這卻使我有點困難，沒有多少話可以說，我覺得對于朝鮮是那么的生疏。六年前偶然從三輪環編的《傳統之朝鮮》中轉譯了幾篇故事，登在《語絲》上邊，附識中說過這幾句話：“無論朝鮮是否箕子之后，也不管他以前是藩屬不藩屬，就他的地位歷史講來，介在中日之間傳遞兩國的文化，是研究亞東文明的人所不應忽視的。我們知道日本學于本國文化研究上可供給不少幫助，同時也應知道朝鮮所能給予的未必會少于日本。”關于朝鮮的藝術，我的知識只有李朝瓷器的一點，還是從柳宗悅氏的書里間接得來的，而且瓷器又是很不好懂的一樣東西，但是我理論地推重朝鮮藝術與其研究的價值，毫不改變從前的意見。這種意見我知道難免有點失之迂闊，有點近于“大亞細亞主義”，或者又不合現今的實際。但是這有什么辦法呢，兩者都是事實，只好都承認罷了。中日韓的文化關系是久矣夫的事情了，中日韓的外交糾葛卻也并不很近。清末章太炎先生亡命日本東京，常為日本人書《孟子》一段曰，“逢蒙學射于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己，于是殺羿，”可以說是中國知識階級對于日本的最普通的感想，正如新希臘人之對于西歐的列強一樣。詩人擺倫曾經為了希臘獨立戰爭不惜自己的身命，勃闌特思博士數年前在所著《希臘》一書中深悼古國之衰頹，歸罪于英法二國的陰謀，然而于事何濟，事實上希臘還是在半屬國的狀態，此不過表示天壤間尚有識者，不肯否認其文化上之負債，與一般古典學者共盡其涓埃之力而已。埃及亞剌伯印度希臘中國，都有同一的使命與運命，似乎不是新奇的偶然。日本之于德意志可以說是有殺羿的意味，對于中國仿佛只是暴發人家子弟搗毀多年的餅師老鋪，這里發賣的糖燒餅雖然也會吃壞了胃，養成疳積，但一方面得到的滋養原來也當不少罷。搗毀餅店是一事實，暴發子弟與餅師的關系也是一事實，在人智未進的現在兩賬只能分算，雖然這樣辦已經不是很容易的事。在平壤仁川沈陽錦州大暴動之后，來檢點日韓的藝術文化，加以了解與賞識，這在熱血的青年們恐怕有點難能亦未可知，但是我想這是我們所應當努力的。

這冊朝鮮童話集內共二十篇，都是很有意思的故事，給兒童看可以消遣，大人看了可以從其中得好些研究比較的資料。據半農說原本是俄人編述的，后來譯成法文，這回由劉育厚女士以她在巴黎本場學來的法文及家學淵源的漢文，把它譯出，又經過半農的校訂，譯文的善美是我覺得可以保證的。但是我看了此書，不免發生感慨，想起十三四年前到西板橋大街去看半農的時候，這位小惠姑娘實在還小得很哩，恐怕興趣還只在吃糖，雖然現在或者也還可以有這興趣，但總之已大有改變，如這譯述即是其一，這仿佛只是幾眼的中間的事，那么我們老輩又怎么能不老朽呢？半農雖沒有長什么胡子，英氣也始終不衰，年紀卻總和我一樣地增加了，回過頭去看看，后生可畏原也是可喜，但對于我們自己卻不能不有尚須努力之感焉耳。

民國二十年十月二十日，于北平苦雨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