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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修辭學來，就令我想到古代的智士（sophistēs）。修辭學這名稱我想是從西方傳入中國的，本來是勒妥列克（rhetoric）的譯名，而原文又是rhētorikē tekhnē之略，此言辯士的技術也。后來希臘以至羅馬的辯士有些都是堂堂的人物，用新名詞來說就是些大律師和政治家，但是當初的辯學大師卻多是智士，所以這種本領可以稱為雄辯，有時又仿佛可以叫作詭辯，這固然是由于我的有些纏夾，而散步學派（peripatētiko）因為這些辯士非愛智之士，也總難免有點輕視，那又可以算是我的纏夾的一個原因了。

可是，散步學派雖然對于辯士不大重視，對于他的技術卻是重視的。愛智者唯重真理與公道，而發揮此真理與公道又不可不恃文字言語，則其術亦甚切要，猶因明之于佛教焉，故散步學派亦自有辯學（實在，辯士應稱說士，此應稱演說術）之著作，至其著者即是大師亞里士多德。亞氏之書區為三分，首分可以說是名學的，關于說者，次分是心理的，關于聽眾，末分是文學的，關于所說，即后世修辭學之始基。其后德阿弗拉斯妥思，特默忒留斯等相繼有所著述，由羅馬而入歐洲，雖代有變化，流傳不絕，至今讀修辭學者不敢忘散步學派哲人，于智士諸子亦不能不加以懷念也。

亞氏書中首分區別所說為三類，一政治的，二法律的，三臨時的，是也。基督前五世紀中，希臘政體變為民主，公民在議會和法庭上的活動漸以增加，前兩類的演說遂很重要，而臨時尚有一種臧否人物，如送葬演說之類的東西，即所謂epideiktikoi logoi，此言顯揚的演說，其性質較廣，故文學的意味亦較多。此三者皆系口述，唯名作傳誦，家法習作，影響至大，其時歷史而外實唯此為散文之大宗，其措詞結構之法遂沿為散文的準則了。在中國的情形就全不相同。中國人向來是沒有談國事的自由的，除非是宣講圣諭，上條陳，在衙門則等候老爺的判決，希臘首二類的文章在中國就變了相，成為陸宣公奏議和樊山判牘了。第三類似乎還多一點，史論傳贊墓志，門類繁多，也多少有些文學的意味，然而都是寫而不是說的，不，也并不是預備或模擬說的，這便與希臘以及歐洲是一個極大不同。加之文人學士多缺乏分析的頭腦，所以中國沒有文法，也沒有名學，沒有修辭學，也沒有文學批評。關于《文心雕龍》等的比較研究，郭紹虞先生在序文里很精要地說過了，我不能再說什么，現在只是想說明中國沒有歐洲的所謂修辭學，要知道這種修辭學不得不往西洋那方面去找罷了。

介白在平津各校教書，感于修辭學教本之缺乏，根據教學的經驗與知識，編成這一本書，將交書店印行，叫我寫一篇序。我很喜歡有這簡明切實的新修辭學出世，很愿意寫，但是在這方面所知有限，只能寫下這幾句平凡的話，聊以塞責而已。

中華民國二十年七月七日，于北平苦雨齋，時正大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