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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任公著《和文漢讀法》不知道是在那一年，大約總是庚子前后吧，至今已有三十多年，其影響極大，一方面鼓勵人學日文，一方面也要使人誤會，把日本語看得太容易，這兩種情形到現在還留存著。

近代的人關于日本語言文字有所說明的最早或者要算是黃公度吧。《日本雜事詩》二卷成于光緒五年（一八七九），其卷上注中有一則云：

“市廛細民用方言者十之九，用漢言者十之一而已。日本全國音惟北海道有歧異，其余從同，然士大夫文言語長而助詞多，與平民甚殊，若以市井商賈之言施于搢紳，則塞耳退矣，故求通其語甚難。字同而聲異，語同而讀異，文同而義異，故求譯其文亦難。”八年后即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又撰成《日本國志》四十卷，其三十三卷為學術志之二，文學一篇洋洋四千言，于中日文字問題多所論列，大抵預期中國文體變革最為有識，其說明日文以漢字假名相雜成文之理亦有可取，文云：

“日本之語言其音少，其語長而助辭多，其為語皆先物而后事，先實而后虛，此皆于漢文不相比附，強襲漢文而用之，名物象數用其義而不用其音，猶可以通，若語氣文字收發轉變之間，循用漢文，反有以鉤章棘句詰曲聱牙為病者。故其用假名也，或如譯人之變易其辭，或如紹介之通達其意，或如瞽者之相之指示其所行，有假名而漢文乃適于用，勢不得不然也。”這兩節都是五十年前的話了，假如說得有點錯誤本是難怪，但是我讀了甚為佩服，因為他很能說明和文的特點，即文中假名部分之重要，以及其了解之困難是也。本來日本語與中國語在系統上毫無關系，只因日本采用中國文化，也就借了漢字過去，至今沿用，或訓讀或音讀，作為實字，至于拼音及表示虛字則早已改用假名，漢字與假名的多少又因文章而異。正如黃君所說，今上自官府下至商賈通行之文大抵兩者相雜各半，亦有“專用假名以成文者，今市井細民閭巷婦女通用之文是也”。日本普通文中所謂虛字，即天爾乎波等助詞與表示能所等助動詞，固然全用了假名，就是動詞形容詞的語尾也無不以假名寫之，這差不多已包含了文法上重要部分，漢字的本領便只在表明各個的名詞動詞形容詞的意義而已。其實也還只有當作名詞用的漢字可以說是自己完全的，若動詞形容詞必須將語根語尾合了起來才成一個完整的意思，所以這里漢字的地位并不很重要，好像裸體的小孩連上下身是個整個，這只是一件小汗衫而已，我們中國人習慣于用本國的漢字，多少又還留下認方塊字的影響，以為每一個字就是整個，便容易誤會日本好講廢話，語尾原是不必要的廢物，可以干脆割掉丟開了事。在我們的立場去想，原來也是莫怪，不過若想用了這種方法去了解日本文字，那未免很有點困難了。黃君用了好些比喻，如譯人，紹介，瞽者之相等，委曲地說明假名在和文中重要的職務，這是我覺得最可佩服的地方，而《和文漢讀法》卻也就在這里不免有缺點，容易使人誤解了。

《和文漢讀法》我在三十年前曾一見，現今手頭沒有此書，未能詳說，大抵是教人記若干條文法之后刪去漢字下的語尾而顛倒鉤轉其位置，則和文即可翻為漢文矣。本來和文中有好些不同的文體，其中有漢文調一種，好像是將八大家古文直譯為日文的樣子，在明治初期作者不少，如《佳人之奇遇》的作者柴東海散史，《國民之友》的編者德富蘇峰，都寫這類的文章，那樣的鉤而讀之的確可以懂了，所以《和文漢讀法》不能說是全錯，不過這不能應用于別種的文體，而那種漢文調的和文近來卻是漸將絕跡了。現在的日本文大約法律方面最易讀，社會與自然科學次之，文藝最難，雖然不至于有專用假名的文章，卻總說的是市井細民閭巷婦女的事情，所以也非從口語入手便難以了解。從前戴季陶院長還沒有做院長時曾答人家的問，說要學日文二年可以小成，要好須得五年，這話我覺得答得很好。《和文漢讀法》早已買不到了，現在也少有人知道，可是他們的影響至今還是存在，希望記住幾十條條例，在若干星期里學會日文的人恐怕還是很多。我想說明一聲，這事是辦不到的。日文到底是一種外國語，中間雖然夾雜著好些漢字，實際上于我們沒有多大好處，還是要我們一天天的讀，積下日子去才會見出功效來。我不怕嘴快折了希望速成的諸君的銳氣，只想老實說話，將實情報告各位，據我想還是慢慢地往前進為佳，蓋時光實在是“快似慢”，一年半載便是空閑著也就倏忽地過去也。

黃公度既知和文的特色，對于漢文亦頗有高明的意見，如云：

“周秦以下文體屢變，逮夫近世章疏移檄告諭批判，明白曉暢務期達意，其文體絕為古人所無。若小說家言，更有直用方言以筆之于書者，則語言文字幾幾乎復合矣。余又烏知夫他日者不更變一文體為適用于今通行于俗者乎。”在那時候，日本文壇上的言文一致運動尚未發生，黃君乃能有此名言，預示中國白話文的途徑，真可謂先覺之士矣。乃事隔四十八年，中國又有讀經存文的呼聲，此足見思想文化之老在那里打圈子，更令人覺得如黃君的卓識為不可多得了。（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