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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申城江岸口林立的摩天大樓中，一塊占地十多萬平方米的綠地公園為附近工作的人提供了大片養眼的綠色，不過在寸土寸金的金融中心，如此大面積的公園顯得有些奢侈。公園中央近萬平米完全由人工打造的中心小湖顯現了江東區政府對建造公園的大力支持，當時的設計師不計成本引進了江水，使中心湖的一潭死水變成活水，滋養得湖畔的垂柳及黃楊格外茁壯繁盛，也使得綠地公園成為江岸口金融區畫龍點睛之筆。

中央湖畔南側的近水平臺則為行人游客搭建了自助型的露天水吧，鐘寄云同何殊寒正是約在這里見面。

選擇在一個既露天但也擁有更多私密性的場合見面，鐘寄云著實動了番腦子，她很好奇何殊寒要跟自己交流的內容。

下午1點50分，鐘寄云提前10分鐘到達近水平臺，看到對面一個高高瘦瘦的身影正在打電話，等他轉過身，鐘寄云便認出此人正是何殊寒。他穿著一套精心剪裁的深色定制西裝，襯得他那張符合多數女性審美的面容更加清朗俊雅，頗有儒商的派頭。頭發和指甲都細心打理過，與他的頭銜十分搭配。

何殊寒向她招招手，示意她先坐下來。十多秒后，他掛斷電話，坐到鐘寄云旁邊的椅子上。

鐘寄云低頭看看自己皺巴巴的襯衫和牛仔褲，運動鞋上還有一些泥點，固然有人也曾贊揚過她長著一張不干活的白凈臉龐，但和衣冠楚楚的公司老總相比，她簡直像路邊攤的服務員：“何總百忙之中抽時間和我見面，但我準備得不太充分，希望您別介意。”

何殊寒擺手道：“鐘記者可別這么說，臨時約你主要是想請你幫忙。”

何總的客套話說到這份上，鐘寄云不由犯起了嘀咕。

作為記者，多數時間都是她軟磨硬泡去求人幫忙，找素材或是做采訪。尤其最近兩年來做自媒體記者——說白了也就是自由撰稿人，沒有《申城晚報》的背景，大多數采訪對象都很避諱或者抗拒。但她又始終堅持做職業新聞人，不愿去寫營銷軟文，吃了太多事倍功半的苦頭。而何殊寒僅憑她正好在現場便主動約她，還表露出一股樂于分享內情的態度，這一切于情于理都說不清楚。

“看樣子鐘記者對我還不太信任。”何殊寒微微一笑，“我知道你心里肯定有很多疑問，也大概知道是什么樣的問題。我先解釋一下為什么找你吧。”

鐘寄云點點頭：“你說。”

“我請你幫忙是因為我跟你幾次接觸下來，認為你足夠細心，認真，而且有股拼勁兒，膽子大。”

鐘寄云靜默不語，很多人對她有同樣的評價。

“我看過你轉的一篇文章，前段時間朋友圈和微博上傳得很廣的那篇，《申城金融中心的風水之爭》，所以我猜你對類似的內容不排斥。”

鐘寄云下意識地搖搖頭，表示不太理解：“何總的意思是？”

“我之前在電話里告訴過你，隆匯大廈發生的事情和我最近在做的一個項目有關。”

鐘寄云接口道：“你說跟騰鷹集團也有關系。”

“騰鷹在其中的關系更復雜一點，目前也只是我的一個猜測。”何殊寒摸摸下巴，他的胡子刮得非常干凈，須后水的味道有一種冷冽的清香，“申城每年自殺的人數在1200-1700人，但由于外來人口多，登記制度不完善，有很多自殺案件都只能被永久地放進檔案柜。你應該做過刑事案子，相信多多少少都有聽說過。”

鐘寄云不置一詞，何殊寒說出的數字從來不會在公開文件中呈現，她知道的數字比這個更夸張。

何殊寒從她表情中接收到認同的反饋，于是繼續說道：“先不說自殺事件的社會原因，這其中肯定是有一部分案件是因為無法解釋死亡原因，而又無兇殺證據，被冠以‘自殺’結案的。我最近做的項目，就是調查那些規律性的‘自殺案件’。”

鐘寄云插口問道：“比隆匯大廈每年都會有人跳樓還要更具體的規律，比如那些紅線？”

“沒錯。”何殊寒嘉許地看了她一眼，接著說道，“實際上，截止到昨天下班前，我并沒有注意到隆匯。”

“哦？”

“我讓一個同事幫我做這些資料的整理，昨天下班前她把整理好的文件交給我時說了句話，‘明天應該在昌邑大道的18樓吧’。我問她是什么的時候，她又一臉茫然說隨口講的，不記得了。”何殊寒微蹙起眉頭，“結果今天早上就看到了你的朋友圈了。”

鐘寄云倍感驚異：“你的意思是，你的同事昨天就知道今天有人要在隆匯的18樓自殺？”

“準確地說，她知道是在昌邑大道，也知道18樓，但不知道具體哪棟大廈。”

“她是怎么知道的？”鐘寄云不由地端正坐直，下意識地問道，“資料里的規律已經很明確了嗎？”

何殊寒搖搖頭：“如果你看過那份資料就不會這么說了，除了紅線，可以說沒有任何的規律性。比起那個小姑娘理性梳理猜測出這樣的結果，我更傾向于她是歪打正著，或者就是單純的第六感。”

如果換其他人來講有人能預測第二天的自殺事件的話，她八成只會嗤之以鼻，但從何殊寒口中說出來，她不得不去考慮背后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