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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重,已難回頭。相信大人也猜得出主使我的人,勢力太大,大到他的任何手下死都不敢背叛他;他也是以每個手下家人安危相威脅;如今大人亦以我家人安危作賭注。我該信誰如何選擇”沉默良久,唐簡猶豫地說道。

“可以理解,為打消你的疑慮,我給你看一樣東西,看完后你再做決定。”沈天鵬說著

,從懷里掏出圣旨,展開給唐簡看。又接著說道:

“你再想想,因為此案已通了天,驚了圣駕,皇上這次是動了真格了，你身后那位幕后元兇，到了危急時,會不會為求自保而過河拆橋,

丟卒保車,先把你

‘畏罪自殺\'了,再滅你宗族,

讓你獨個兒背一大黑鍋,遺臭萬年,世代蒙羞”

沈天鵬一席話,說得唐簡膽顫心驚,汗流浹背,連道:

“罷了,罷了,我說,我全說。”

于是,唐簡便道出了鄧爾恒被殺的前因后果:

一切皆因徐之銘與鄧爾恒私人恩怨而起。那徐之銘,乃云南巡撫,朝廷重臣,二品大員。然官場上的人都知道，他生性兇惡，心狠手辣，極是貪婪無比。搜刮民脂民膏，無所不用其極；賣官索賄，從來不知退讓。上梁不正下梁歪,其手下官員亦紛紛效仿,獨霸鄉里,無惡不作。徐之銘平日里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軟，因為自身不干凈，對手下官員便也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如是，手下那些貪官益發無所顧忌，不但敢魚肉百姓，甚至敢搶劫官員，這其中最厲害的是副將何有保。

這何有保原是徐之銘的家奴，因為幫徐之銘聚斂錢財有功，一升再升，就升到了巡撫副將的高位。

何有保一當上副將，便拉幫結伙，明里是官,暗里是賊,作惡多端。大凡有離滇官員出境，他都親自帶人或者派手下前去搶劫。搶來的金銀財寶，大多奉獻給徐之銘，再由徐之銘往上打點，建立保護網。那些被搶劫的官員，因知何有保是徐之銘的心腹，徐之銘又心黑手狠，也只好忍氣吞聲。

咸豐十年末，云南布政使鄧爾恒擢升貴州巡撫。鄧爾恒自然欣慰無比。因為他早就想脫離這是非之地了。像其他離滇官員一樣，鄧爾恒人未離境，先打發人護送行李上路。但就在他將要離滇之時，圣旨又下，改任他為陜西巡撫。這使鄧爾恒更加躊躇滿志，喜不勝喜。因為比起貴州來，陜西離徐之銘遠了，離皇帝近了。偏偏就在此時，一個家人前來報訊，說夫人等家眷的行李在滇貴邊界被人搶了。鄧爾恒心知肚明，敢搶他行李的，非何有保莫屬。但礙于徐之銘的面子，他又不好發作，只好暫且忍了下來。

雖說如此，畢竟是封疆大吏，多年積蓄的金銀珠寶財物被搶,損失必定慘重不說，堂堂一巡撫，竟不能自保,顏面何在？勢可忍,熟不可忍。鄧爾恒因心中怨恨，在徐之銘的送別宴會上，酒便喝得不大痛快。幾杯老酒下肚,便口出真言，竟然當著徐之銘的面，說將來皇上召見時，他要向皇上反映被搶財物之事。這話于鄧爾恒來說，不過是解解心頭悶氣。但對徐之銘來說，可謂吃驚不小，心懷忐忑。因為徐之銘知道鄧爾恒有些根底來頭:

鄧爾恒，總督鄧廷楨（禁煙名臣）之子。道光十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出為湖南辰州府知府。父憂，服闋，補云南曲靖府。平尋甸叛回馬二花，彌勒土匪吳美、朱順，招撫昆陽回匪，甚有聲績，擢鹽法道，累遷按察使、布政使。因其在云南曲靖發現晉碑而名震四海。在云南參政多年，從道臺做到藩臺(布政史)，一步步走上來，最了解他徐之銘的底細。再加上早有傳言,鄧爾恒手上有一本賬冊,上面記著徐之銘及手下這些年買官賣官,貪贓枉法,魚肉百姓的種種惡行,徐之銘不能不擔心和害怕:如果他鄧爾恒真的向皇帝告自己的狀，那可不僅僅是丟了二品的頂帶，鬧不好更有掉腦袋的危險。徐之銘心里這么想，便動了殺機。

果然，咸豐十一年早春，鄧爾恒離滇上任，夜宿曲靖知府衙門偏院，竟被人所殺。殺他的人是何有保派去的

“紅蝙蝠”組織的殺手，為首的叫史榮和戴玉堂。他們不但殺了鄧爾恒，而且搶走了鄧爾恒的財物，偽造成山賊圖財害命。

“殺鄧爾恒那夜,史榮和戴玉堂向我口授何有保密令:命我率知府眾衙役圍住府衙外圍,名曰警戒,實則不讓無關人員進出,待他二人及手下得手離開后,我等再沿街大喊抓賊,掩人耳目。戴玉堂和史榮是巡撫衙門何有寶副將手下:戴玉堂和史榮二人分別任左右撫標營中軍參將，三人官價均在我之上,我敢不從命？此乃實情,望大人明鑒!”唐簡此言不虛，副將何有保官價為從二品，戴玉堂和史榮為正三品,唐簡僅是正四品。但官價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都是徐之銘的手下，徐之銘的意思便是圣旨，就是不管對錯好壞,無論是非曲直，都必須執行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