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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一八七六年張樂行才如愿以償的進入了國家議會，在這期間李富貴又物色到了那么幾位理想主義者，以往他對這樣的人一直很頭疼，可是現在卻需要仰仗起他們來了。在后世林匯博、陳夏還有李林跟著張樂行得到了四惡的稱號，在七六年展開的對官員們的斗爭中他們四個一直沖在最前面。改變罰俸的做法倒也不是全然不得人心，在李富貴準備轉換懲罰方式之后很有一些人被罰俸給罰苦了，二唐帝國沒有一套帶入檔案的警告制度，所以為了糾正那些小錯誤議會在立法的時候就借鑒了滿清時期罰俸，因為李富貴一向喜歡用經濟手段來解決問題所以在立法的時候這個借鑒被視為理所當然。比如在滿清的時候奏章上如果錯漏一字就要罰掉三個月的薪俸，這一條就被二唐繼承了下來，議員們并沒有想到這種做法后來讓官員們很是痛苦。因為在滿清官員的主要收入不是薪俸，另外那個時候進士出身的國文大師們就不用說了，即便是那些捐班、武將也會聘用一批幕僚專門在文字上下功夫，出錯的機會并不多，就算偶爾出了錯上面也未必會較真。可是現在的情況完全不同了，官員的薪俸很高，可是撈錢的機會卻少多了，而且隨著社會節奏的加快，人才選拔標準的改變使得奏章或者公文上沒有錯字越來越難。因此當李富貴開始認真的檢查錯別字的時候滿朝文武有一大半被罰的心里淌血，這個時候李富貴提議以社區服務來代替罰俸一開始還是有不少人贊同的，寫錯一個字只需要做五個小時的社區服務，這比起罰掉三個月的工資當然要劃算的多。不過當服務項目被列出來以后有些人就開始打退堂鼓了。李富貴本人對社區服務沒有什么印象，不過當年他可是參加過不少次學雷鋒活動，所以他就照著那種形式拼湊了一列長長的名單，結果把不少人給嚇住了。即便如此還是有不少人愿意接受新的規矩，這些人一來國文水平很差，在二唐的官場這并不罕見，另一方面他們當中也有些人打著投機的心思，有道是官官相衛，皇上讓百官進社區，可是這社區不還是屬于百官的管轄嗎？到時候干什么不干什么還不是自己一句話，總之像通下水道這樣的工作是絕不可能出現在官員們的日程上的，最多喜歡下棋的陪鄉村野老下下棋，喜歡習武的可以指導一下老百姓的晨練，這樣的社區服務也算是浮生偷得半日閑，同時還能增進官民間的感情，何樂而不為。這項改革經過反復討論最終被定了下來，因為李富貴找了很多借口要求朝臣們寫報告，有道是常在河邊走哪能不濕鞋，錯一個字就罰掉三個月的工資誰也受不了，有些家伙很快就把自己后半輩子的薪水都罰掉了，到了這個時候他們反而不在乎了，那些原來自持在文字上本領出眾的大臣給罰了幾次之后也開始軟化了，最后大家只好不情不愿的通過了新規定。在規定通過之前李富貴一直和顏悅色的解釋著他的初衷，那就是希望官員們更多的接觸民間，并無其他的意思，張樂行在河南散布的謠言經過半年多的冷處理在南京已經沒有什么人記得了，所以大家覺得皇上這個想法也并非沒有道理，直到那些因為寫錯字或者別的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被李富貴抓住小辮子的家伙落到了四大惡人手中之后大臣們才知道李富貴是在玩真的。張樂行奉李富貴之命組建了一個委員會專門來監督官員們的社區服務，他們倒沒有刻意的找臟活累活來難為那些老爺們，但是在他們以及他們的爪牙面前想要有所隱瞞也很困難，南京知府以前總是喜歡在各區之間弄一些評比活動，所以每個區在哪些方面有所欠缺可以說是一目了然，接受懲罰的大員們被分到各個區然后對本區排名最靠后的項目宣戰，上街去勸解大家不要隨地吐痰。而到白下區的可就倒了霉這里剛剛因為垃圾清運不及時而被批評，到這兒的老爺們就必須和垃圾打打交道了。張樂行的這種做法當然激起了各種各樣的反抗，因為這段時間積攢下來不少罰俸所以換算下來每一位都要干上好幾天的苦力，這當然讓官員們覺得無法容忍，如果真的這樣做下去他們就要徹底的名譽掃地了。在白下區和下關區官員們甚至和社區服務管理委員會的人員發生了肢體沖突，尤其是在白下區最后在警察的干涉下雙方才被分開，在此期間圍觀的群眾人山人海，大家奔走相告，因為他們的父母官南京知府也屬于沖突中的一分子。造成了這樣的惡劣影響之后委員會與被罰的官員只好上訴議院請求仲裁，在李富貴的主持下雙方展開了你來我往的人身攻擊，張樂行這一邊一口咬死自己是在執行公務，而對方則譴責他們這是小人得志、狗仗人勢，同時還控訴委員會雇的保安打傷了好幾位大員，交通部的副部長高高舉起自己還在滴血的手指證明他們所言非虛。對于這樣的指控委員會則強調是官員們先動的手，他們多人圍攻張委員長，保安是出于維護現場秩序的考慮才動武的。李富貴坐在上面任由他們去吵鬧，直到他們的嗓子都喊啞了他才開口“最初是為什么鬧起來的？”張樂行趕忙上前一步“啟稟皇上，有一個小巷中堆滿了垃圾，我指派熊大人進去清掃，可是他非但不肯還罵微臣算是個什么東西。”“那個小巷里惡臭撲鼻，肯定是附近的刁民把那里當作了茅房，我再不自愛也是堂堂三品，怎能去做這樣的事情？你這分明是在難為我，說什么官民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