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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會死？”哈利問。“他們到了以后，我們甚至都懶得去記他們的名字，記了又有什么用？雖然很難明白為什么，但是到了一九四四年，我們這些老鳥都已經摸清了戰局會如何發展，志愿軍還是不斷擁入東部戰線。他們還以為自己是去拯救挪威的，真是可憐。”“我知道，到了一九四四年，你已經不在那里了？”“沒錯，一九四二年新年前夜，我叛逃了。我兩次背叛了我的國家。”辛德微微一笑，“結果兩次都進了錯誤的陣營。”“你替蘇聯人打仗？”“可以這樣說。我是戰俘，戰俘會被活活餓死。一天早上，他們用德語問有沒有人懂無線電作業。我有個粗略的概念，所以舉起了手。原來有一個軍團的電信兵全死光了，一個也不剩！第二天我就開始負責操作戰地電話，那時我們在愛沙尼亞攻打我以前的戰友，就在納爾瓦附近……”辛德雙手捧起馬克杯。“我趴在一個小山丘上，觀看蘇聯士兵進攻德軍機槍哨，他們幾乎被德軍掃射殆盡。一百二十五個官兵和四匹馬的尸體全都堆在地上，最后，德軍機槍終于過熱打不動了，剩下的蘇聯士兵就用刺刀把德國士兵殺了，好節省子彈。從開始進攻到結束，最多不超過半小時，就死了一百二十幾個人。然后，他們會再進攻下一個機槍哨，重復同樣的攻擊。”哈利看見辛德手中的馬克杯微微顫動。“我知道我就要死了，而且是為了我不相信的理念而死。我不相信斯大林，也不相信希特勒。”“既然你不相信，當初為什么要去東部戰線？”“那時候我十八歲，是在偏遠的居德布蘭長大的，那里有個規矩，我們只能見附近的鄰居，不能見別人。我們不看報，也沒有書，我什么都不懂。我所了解的政治都是我爸告訴我的。我們的家族只剩我們一家人，其他人在二十年代都移民到美國去了。我的父母和兩邊農田的鄰居都是吉斯林的支持者，也都是國家集會黨黨員。我有兩個哥哥，不管什么事，我都向他們看齊。他們都是希登組織[27]的成員，是穿制服的政治激進分子，他們的任務是替組織在家鄉招募年輕人，否則他們自己就得上前線。至少這是他們告訴我的。后來我才發現，他們的工作是招募告密者。但為時已晚，我已經準備上前線了。”

“所以說你是在前線改變信仰的？”“我不會稱之為改變信仰。大部分的志愿軍心里想的主要是挪威，很少想到政治。我的轉折點是我發現自己在為別的國家賣命。事實就這么簡單，而且為蘇聯打仗也不會更好。一九四四年六月，我在塔林的碼頭執行卸貨任務，想偷溜到瑞典紅十字組織的船上。我把自己埋在煤堆里，藏了三天，以致一氧化碳中毒，不過后來我在斯德哥爾摩康復了。然后，我從斯德哥爾摩一路走到挪威邊界，獨自越過邊界。那時候是七月。”“為什么你獨自越過邊界？”“我聯絡的幾個瑞典人都不相信我，我的故事太令人難以置信了。反正沒關系，我也誰都不信。”辛德再次大笑，“所以我低調行事，用我自己的方式解決。越過邊界簡直就像小孩過家家。相信我，在戰爭時期從瑞典越過邊界到挪威，危險性比在列寧格勒低頭撿口糧小太多了。要加點咖啡嗎？”“謝謝。你為什么不留在瑞典？”“問得好。我也問過自己很多次。”辛德順了順頭上的稀疏白發，“我心里充滿復仇的念頭。那時候我很年輕，一個人年輕的時候對正義的概念會有一種錯覺，認為那是人生下來就擁有的東西。我年輕的時候在東部戰線，內心有很多沖突，有很多人認為我的行為壞透了。盡管如此，或正因為如此，我發誓要報復那些在家鄉向我們灌輸謊言的人，他們害這么多人犧牲性命。我也要為自己被糟蹋的人生復仇，那時我以為我的人生再也無法完整地拼湊回去了。我一心只想找那些真正背叛挪威的人算賬。現在的心理醫生可能會把我診斷為戰爭后遺癥，并立刻把我關起來。所以我前往奧斯陸，在那里我誰也不認識，也沒有地方可以住，身上帶著的證明文件可以證明我是逃兵，會被當場槍斃。我搭貨車抵達奧斯陸那天，去了諾瑪迦區。我睡在云杉樹下，只吃莓果充饑，過了三天就被他們發現了。”“被反抗軍的人發現？”“尤爾說，后來的事他都跟你說了。”“對。”哈利不安地玩弄馬克杯。他無法理解那起逆倫事件，見了辛德本人之后也沒能讓他理解。自從哈利見到辛德站在門口，微笑著跟他握手之后，逆倫事件的陰影就一直在哈利腦海中縈繞不去。這個人殺了自己的父母和兩個哥哥。“我知道你在想什么，”辛德說，“但我是個奉命殺人的士兵。如果沒接到命令，我也不會那樣做。但我知道一件事：我的家人跟那些欺騙我們國家的人是一樣的。”辛德直視哈利的雙眼，捧著馬克杯的手已不再顫抖。“你在想我接到的命令是只殺一個人，為什么我把他們全都殺了。”辛德說，“問題在于他們沒有說要殺哪一個。他們要我自己決定誰生誰死，而我辦不到，所以我把他們全都殺了。在前線有個被我們稱為‘知更鳥’的家伙，他教我用刺刀殺人，并認為這是最人道的殺人方式。頸動脈負責連接心臟和腦部，只要切斷頸動脈，腦部吸收不到氧氣，人就會立刻死亡，心臟再跳動個三四次后就會停止。問題在于這很難辦到。那個家伙叫蓋布蘭，他是個刺刀高手。可是我用刺刀對

我媽媽只造成了皮肉傷，搞了好久，最后我只好對她開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