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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一月中旬，北京進入深冬。

蘇青禾在景元待到了第三個月。金融街兩旁的行道樹早已落光了葉子，光禿禿的枝丫伸向灰白的天空，被寫字樓的玻璃幕墻映出一片冷調的藍。她每天早上七點半到公司，晚上九點以后才走，偶爾周末也來。小周有一次加班碰到她，忍不住問了一句“蘇總你都不休息的嗎”，她頭也沒抬，說“項目不等人”。

她不是不累。她只是習慣了用工作量把自己的時間填滿。在香港的時候是這樣，在北京也是這樣。工作越多，她越不用去想別的事。比如媽媽在電話里提的“你爸那邊”，比如那條壓在舊手套底下的灰色羊絨圍巾，比如深夜加班時偶爾會收到的那條寫著“早點回去”的微信。

東南亞項目推進到了關鍵階段。景元的投資委員會已經批準了項目建議書，下一步是正式啟動盡調，并在一個月內完成投資框架協議的談判。印尼那邊的合作伙伴Surya&

Energy動作很快，已經發來了第一批盡調材料的清單。法務部的小孫在蘇青禾的工位旁邊支了一張臨時桌子，每天抱著一堆文件過來對。

“蘇總，土地使用權的權屬鏈有一個缺口。”小孫把一份文件攤開，指著一行印尼文，“這個電站在爪哇島，但土地證上的面積和實際用地面積差了將近百分之二十。Hendra那邊說是歷史遺留問題，當地政府口頭同意擴了，但正式批文一直沒下來。”

“口頭同意不行。”蘇青禾放下筆，聲音不大但很確定，“框架協議里必須加上一條——交割前置條件包括完整的土地使用權證明。沒有批文，這塊地就不能進資產包。”

“但如果這樣的話，整個電站的估值可能要往下調不少。”

“調。”她翻到財務模型的那一頁，拿出計算器按了幾個數字，“把這片地單獨剝離出來做成一個選項條款。如果他們能在交割前補齊手續，按原估值執行；補不齊，按下調后的估值。給他們一個激勵機制，逼著他們去搞定。”

小孫看著她，愣了一秒，隨即低頭在本子上飛快地記。蘇青禾這種處理問題的方式——不繞彎、不模糊、不留尾巴——他已經慢慢習慣了，但還是會時不時被她的果斷震一下。

“蘇總，你做投行幾年了？”小孫沒忍住問了一句。

“四年多。”

“四年就能這樣？”

“能。”她說，語氣平淡得像在陳述一個公式定理，“只要你別把時間浪費在自我懷疑上。”

小孫把這句話記在了本子上，雖然他也不確定這句話算不算工作筆記的一部分。

陸景琛推門進來的時候，蘇青禾正在和小趙對印尼的發電量預測模型。她把電腦屏幕轉過來，指著一條趨勢線：“你用的這個增長率是基于過去三年的平均值，但過去三年印尼有大選、有疫情，數據本身就異常。用平均值去預測未來，會把異常的波動帶進去。換一種方法——把異常年份的數據做平滑處理，然后用中位數而不是平均值做基線。”

小趙推了推眼鏡，盯著屏幕想了幾秒，然后點了點頭：“懂了，我重新跑一下。”

陸景琛站在門口，沒有出聲。他手里拿著一個文件夾，西裝外套沒扣，領帶打得一絲不茍。他看著蘇青禾側身跟小趙解釋模型的姿態——身體微微前傾，手指精準地點在數據點上，語速不快但每一個字都落地有聲——然后他發現自己在看的不只是她的專業。

她今天穿了一件淺灰色的羊絨開衫，頭發沒有像平時那樣束起來，而是松散地垂在肩膀兩側。耳垂上那對珍珠耳釘還在，小小的，亮潤的，和她整個人一樣克制。

她大概不知道他在看她。或者知道，但不在意。陸景琛不太確定哪一種更讓他覺得有意思。

“蘇青禾。”他開口。

她抬起頭，對上他的目光。

“到我辦公室來一下。”

陸景琛的辦公室在走廊盡頭，兩面落地窗，采光極好。辦公桌是大理石臺面的，收拾得一塵不染，連筆筒里的筆都按顏色排列。蘇青禾每次進來都覺得這個房間和陸景琛本人太像了——克制，有序，不留破綻。

他在辦公桌后面坐下，把文件夾推到她面前。

“印尼的實地調研，下周出發。雅加達三天，蘇門答臘兩天，總共五天。這是調研行程的初稿，你看看有沒有需要調整的地方。”

蘇青禾翻開文件夾，從頭到尾掃了一遍。行程安排得很密——第一天拜會Hendra公司，第二天看電站運營數據，第三天去蘇門答臘看在建項目，第四天和當地政府部門座談，第五天內部總結、飛回北京。

“沒問題。”她合上文件夾，“我帶小趙和小孫去。法務和財務都需要現場看。”

“可以。”陸景琛雙手交握放在桌上，看著她，“Hendra這個人，我在新加坡見過一次。生意上很精明，但不算難搞。他有一個習慣——談判的時候喜歡用印尼語和他的財務總監交流，以為別人聽不懂。其實他說的那些，他的CFO大部分時候都會在會后私下告訴我們。”

蘇青禾微微挑眉：“你怎么知道的。”